最初，先生教育我研读《论语》时总爱说一句话，“一家之言”。所谓一家之言，并不是指先生自负，称自己对《论语》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学说或论著，而是指他个人的独立的见解。这个思想，直接导致我在研读过程中，忽略一切前人对《论语》的解读和认知，拿起古汉语字典从根子上一字一句开始研究。
少年时接触《论语》，视野狭窄，看到他人热捧台湾南怀瑾先生，于是买来《论语别裁》，那时看的是热闹，后来自己深入研读，才知道老先生研究的方向有偏差。查阅资料得知当代中国研究《论语》者有三人，一是钱穆先生，二是李泽厚先生，三是南怀瑾先生。钱先生的著作我没有读过，只看过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与南先生的解读。
第一次对李泽厚先生提出质疑，是“子夏曰：贤贤易色。”（语出《论语.学而》）。我曾经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虽是一句谣传，但其中不无道理。
第一，《论语》是孔子学生记录与老师的言谈对话，因此在编撰整理时忽略了背景资料介绍，弟子们心知肚明，但是外人看起来却一头雾水。孔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与什么人，对什么事而“曰”？没有这些外围的，辅助的信息，我们所看到的《论语》文本是不全面的，就像《基督山伯爵》中法利亚神父拿到半张残缺的藏宝图，它与《孟子》行文中关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信息交代完备是截然不同的。外围信息的缺失，也因此造成了后人对《论语》的解读障碍。
第二，《论语》是在春秋时期编撰整理而成的，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是不是所有言语都有用，有益？如今我研读和讲授《论语》，并不是像有些学者那样，拿起一部《论语》，照本宣科地讲，我是选择其中片段和语句，将其中有用有益的摘选出来，就像到饭店里点菜一般，不好吃的，就直接屏蔽。从研读到讲授，九年时间，我认为有用有益的，并且能够讲授的《论语》不超过100句，而整部《论语》有495句之多，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读《论语》，能够研读和理解其中几句，几十句，足够用了。选择有用的有益的，摒弃无用的无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是说得通的。
回到李泽厚先生解读“贤贤易色”，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学生在面对老师时，先后提及了四种人物，第一是孝顺父母，第二是尽忠君王，第三是守信朋友，那么“贤贤易色”指的是面对女人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吗？一个做弟子的，在老师面前，先谈自己对女人的看法，把父母，君王和朋友都抛在后面，这是做弟子该有的态度吗？
再者，“色”字在《论语》中多次出现，有代表女色（也扩大外延为声色犬马一切奢靡的嗜好）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代表人的脸色，态度。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上来二话不说先谈女人，这明显是说不通的。
切换一下语境，子夏到老师面前，恭敬地说“贤贤易色”，是说在面对老师孔子这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贤者面前，做学生的应该秉持放弃，改变自己以前的认知和态度，见贤思齐，从善如流。
就如同我今日面对先生，我没有“我”的观点和认知，无论先生教我什么，作为学生首先内心秉持的态度就是，老师讲的一定有道理，绝不抵触，绝不反驳，诚心诚意，全盘接受和吸收先生的教导。如果一个学生，面对老师时是心怀质疑的，对老师教授的知识和智慧是存有怀疑和争论的，那他怎能学到知识？
所以，先要做到“无我”，全盘接受先生所教育的，然后自己通过思考，获得更新，更深的理解和认知，这与老师的教导并不矛盾。这让我想起在井冈山干部管理学院授课后，一位领导问我，成人教育为什么这么难？我回答说，孩童教育是空白纸上的单方灌输，而成人教育是对已经固化的认知系统进行版本升级。
面对一个已经固化的认知系统，宛如钢筋水泥油盐不进，试问他怎能更快，更好地接受新信息的教育？
所以，做学生的态度，首先就要“贤贤易色”，在老师面前，不管你有多么大的学问，多么高深的见解，都请你先放下成见，主动打破已经固化的认知系统，将自己腾空，腾出空间装纳新知识，新信息。这，不就是虚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