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信朋友圈转发“人贩子一律死刑”言论引发的舆情分析
一、从案例看媒体融合中的舆论传播新特点
1.舆情的引爆点更加隐蔽，引爆舆情的动机更为复杂多元
引爆舆情的动机，除了受到公益活动的客观效果之外，更多是出于商业目的。
2.舆情发酵迅速，推动舆情发展的方式和方法更加隐蔽和多样
符合传播学中最最优化的传播方式“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方法。
“承诺”是身份认证，去匿名性与现实社会关联；
“转发”是道义上的评判，加入组织群体，绑架用户的理智判断；
3.引发舆情的直接责任主体不明，舆情更容易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被引爆
政府主管部门不需作为直接责任主体来担责，使得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可以摆脱以往微妙的对峙状态，跳出固定的话语表达窠臼，达成共识。
二、案例从客观上给娱乐引导带来的积极效应
1.缩短了舆论引导的进程，凸显了公共舆论价值
夸张的表达方式促使聚集的民意得以得以宣泄，并成功吸引公共决策机构的关注，吸纳公共诉求中的理性成分，最后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导向。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现实表达策略。
2.接力公共议题讨论，激发社会人文关怀
传播效果的实施，往往要经过认知、心理、行动三个层面的递进影响。
议题本身与社会关注的诸多青少年问题一脉相承。一系列媒介事件的背后，折射出我国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所建立的社会保障机制严重缺失。
3.构建舆论讨论平台，促进普法教育深入
媒体融合营造了多重舆论平台，推出、转发意见领袖观点，形成符合传播效果，无形中进行了一次公众大规模参与的普法教育。
三、案例给舆论引导带来的负面影响
1.信息碎片化与新闻真实性产生矛盾
社交媒体的特点下，大大小小的碎片化事件都能成为被播报的现象，这些事件因而也具备了“类新闻”的性质。媒体融合促使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借鉴、相互转发，已经悄然动摇了传统媒体新闻把关人的地位，把关人的缺位反映了信息碎片化和新闻真实性之间的矛盾。
2.舆情娱乐化倾向导致正面传播效果递减
媒介信息的爆炸式传播，构建了当代受众的集体场域，这些媒介符号负载了受众丰富的情感认同，当被重复使用于新媒介语境中时，引起受众复杂的体验，从而形成特殊的传播效果。
3.舆情商业化助推不良情绪泛滥，并且有损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诚信体系
让用户沉浸于心理情绪营造的自我形象暗示中，从而只关注表层现象而忽略了对事物本质的理性思考。
四、对重构当下舆论引导格局和机制的建议
是政府、市场、公众三方在舆论场中的介入和博弈，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种利益诉求并存的局面。传统媒体强大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可以通过新媒体的附着和黏合，协同合作，辐射得更广泛。
重新掌控议程设置，媒体亟需重新构建适应现实的、灵活运作的舆论引导机制：
1.辟谣机制
2.预警机制
3.自净机制
4.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