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照片最初的印象应该来自于父亲手工制作的相册。
那时侯商店里还没有影集的存在，父亲的相册其实就是用纸订成
的大本子。那纸有两本杂志那么宽，略厚，是灰蓝色的，有着清晰斑驳的纹路。每张厚纸的上面，父亲还细心地覆了一层透明的白纸，用来保护照片。
相册差不多有四五十页，每页都贴了三四张照片，都是清晰的黑白照片，有些还带着雅致的锯齿边。那照片尺寸各异，有精巧的小照片，有宽绰的大合影；有摆放正规的，也有顺着角度斜倚的。每张照片的四边都镶有锡箔的相角贴，金黄色的，或者银白色的，仿佛星星般的旖旎。
父亲的相册通常都郑重地放在书桌抽屉的最深处，但我们却总能把它扒出来，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一页页地仔细翻阅。
那时最喜欢的是在里头发现自己的模样。周岁时的留影本来是黑白的，父母托了亲戚到上海着了色，于是便在相片里看到了绯色的围兜，水绿的袄面，杏黄色的尖头帽，嘻开嘴的面颊上涂了均匀的红晕。那个娃娃于我是陌生的，仿佛眉眼里都找不到镜子里的相似之处，但我却笃定地喜欢那个笑靥如花的样子。
小时候去照相是一件很隆重的事。要换上最体面的衣服，要梳绷得头皮很疼的小辫子，一家人像过年一样来到照相馆。
一路走上逼仄的楼梯，先是在柜台上开票，然后耐心等待，最后进到那个神秘的小屋子。
那里有披着黑头巾的老式照相机，有雪白的打光板，有亮得刺眼的罩灯，有花花绿绿的各色布景。一家人，或坐，或站，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努力笑出最自然的表情。等到几天后拿到布满细致纹路的照片时，满足、欣喜以及小小的怨念都汇成了热闹的议论。
记得四叔参军走时，我们一大家子人照了一张很宽的合影。父亲姐弟共六人，那一天，每一家的大人孩子都到了，站了满满的三排。
爷爷奶奶坐在中间，各自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和堂妹。孩子们的姿态是开心和顽皮的，大人们内敛地微笑，四叔的表情则有些游离和忧伤。不久以后，刚过花甲之年的奶奶便去世了，我们这个家族再也没有这么齐整地聚在一起了，而奶奶的面容更多地需要反复摩挲照片才能记起来了。
对相册里的另一个大兴趣便是父母年轻时的照片了。父母都是四十年代生人，他们的青春时节恰巧逢上了那个特殊的时期，所以那时的留影更多地带有时代的痕迹，记录了父母裹挟于大形势下的足迹。
照片里有天安门前的崇敬仰望，有韶山冲里的静默回首，有大学校园的菁菁学子，有闺蜜之间的亲密相依； 女生们留着朴素的短发，或者两根粗又长的辫子，男生则喜欢戴八角帽，或者别着五角星的军帽；照相时，无论男女都神气地站得笔直，略侧着身，胸前别着领章，手中紧握红宝书，目光炯炯，飒飒的风姿充满朝气。
那时的照片上面还印有手写的题字，如“峥嵘岁月稠”啊，如“革命友谊长存”啊，颀长的字体间藏着美好的信念和希望。正值芳华的他们，以单纯的激情和热忱度过了自己的如歌岁月，也许是另一种无法复制和理解的青春无悔吧。
初中毕业时，同学们之间开始流行写毕业留言了。那时还没有专门的纪念册，大家都用各式的笔记本来代替，然后郑重地请亲近的同学写下留言，并且交换一张一寸的照片。那时男生女生的交往也比较拘谨，我是在请示了家长以后，才能坦然地把照片交给男同学，而且秉承不主动的方式。
彼时清高且内向的我，并没有跟风地制作自己的留言册，只是在同学们的笔记本上写下一些自己也搞不懂，但颇觉高深的文字。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同学微信群里又看到了那时晦涩的文字，以及流露出不驯眼神的照片，不禁哑然失笑，同时又颇觉遗憾。青春期莫名的执拗和不合群，让我错失了一份纪念来回味明媚的花季。
到了八九十年代，傻瓜相机开始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照相不再拘泥于正统的照相馆了，人们的寻常日子开始有了和自然相同的色彩。
手持相机，在藏有三十六张相片的胶卷里，我们可以随意地与鲜花合影，与雪地合影，与风景合影，彩色照片里多了真实，多了家常味。
记得一家五口人在竹影婆娑，花意绚烂的院子里温暖微笑；记得和室友们带着初出家门的欢欣和无约束，在省城的大小景点欢聚流连；记得出嫁的那天，穿着绛色的旗袍，带着大红的头饰，隆重地美丽着，却也没心没肺地嬉笑着；记得女儿出生以后，从尚在襁褓里，到蹒跚学步，再到可以拉着大人的手外出游玩，她成了镜头下的绝对主角。照片就这样一路留下了普通日子里不普通的光影，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美景前的欢颜。
现今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可以更为简单地摄取景色了，我们的视线轻易地聚焦于美食，美景，自拍和摆拍。那些没有经过精心摆弄和等待的留影，更多的状态是躺在电脑的硬盘和手机的空间里，我们不再珍惜地用相纸冲印出来，妥善保管，适时回味，而是任其遗忘和翻篇了。
我们也很久没有带着庄重的仪式感到照相馆里拍一张全家福了，没有仔细地在照片上端详每个人的容颜。也许快速的生活节奏需要利索的“咔嚓”声，但有时候也不妨慢下来，老派起来，拍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置于案头的相框，把亲情和时光都攒下来，做一种悠长的空间定格。这种纪念应该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