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文字材料为分野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上，我们倾向于认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三分法有助于对中国古史进程的总体把握。从宏观的角度看，“历史时代”可定义为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可“自证”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集团的历史身份的时代。而“原史时代”虽已发现了零星的直接文字材料，但其时序无法精确到日历年代，不足以确认人们共同体的遗存的“历史身份”；后世追述性文献所载“史实”不能直接引为历史真实。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原史时代”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应在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之间。即殷墟文化是最早的“身份”明确、可以与文献所载的社会集团相对应的考古学遗存，因而可以直接以国（族）或王朝名来命名。史前至原史时代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神话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此才开始合流。

由上述分析可知，商文明介于“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上，其下限已可确知，而上限则仍是模糊的，迄今为止还无法究明。就方法论而言，“原史时代”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质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极强的相对性，这是应引起研究者“自觉”的。“任何把个人的描述、解释和复原绝对化的倾向都没有意识到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当然更没有意识到解释者个人所处时代和能力的局限性”[51]。“定论”、“正确”、“错误”一类倾向于绝对定性的词，恐怕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

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应指出的是，没有甲骨文这样的直接证据，商王朝是无法被证明的。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晚商史成为信史。这一环节也应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以及夏商分界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关于早期文明史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仍是学界应当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是，考古学将会把更多的关注，集中于它所擅长的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将会对古史研究乃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有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