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阴冷，大雪纷飞。老家门口那几棵老树叶子应该都落光了吧。那三口池塘秋天的时候因干旱而枯竭，现在应该涨了一层薄薄的水吧。

一年又一年，即使知道回家没什么期待，更没什么惊喜。但是到腊月脑海里一切都是家乡的景象。

回家的路不算远，向西五百多公里就是宿松。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名字叫了快两千年。不是有多厉害，而是没落到几经改朝换代都没人愿意给他换个名字，说不定下一个两千年还是这么叫。

就在这国家级贫困县里，生活了将近一百万人。其中三四十万人漂泊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穷山恶水其实没什么留恋，仅仅只是有一群跟你说同样拗口难懂的方言的人，有你从出生到高中都未曾离开半步的小县。

当你走出来的那一刹那，连自己的姓人家都没有听过，从此跟人介绍都会主动告诉人家“火柴的柴”。从出生到懂事，我认为我们的姓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姓，没曾想只是生于在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世代繁衍的村子里。

几百年下来，一脉相承，按字排辈。六年级的侄孙子带着一年级的爷爷去上学也是常事。八十岁的老翁淡定地对着十来岁的小姑娘作揖问姑奶奶的好。

这个村子啊，不像别的地方叫“高老庄”“王家村”而是叫“柴花屋”。你不管走在哪里人家先问哪个镇上的，接下来就开始问哪个屋里的。哪天喝了两盅酒打起来，拉架的人也会亲切的告诉你都是一个屋里的，不要这么不近人情。

所以知书达理是这个屋里的家风，尊老爱幼是这个屋里的传统。可惜，一帮老农不识得几个大字，否则三纲五常便是最低标准，孔孟之道俨然是最高要求。

康熙至民国，三百年来也未出个举人。即使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生了个大胖小子也得请个老先生取个名字，先算个五行再加个金玉宝器，无非“金宝”“银宝”。怕自己死后无人送终守孝，自己生一窝小子就算了，还要想尽办法逼儿子生一窝窝孙子。到咽气前床头跪倒一大片，心满意足，开始交代后事。死后要做几天法，抬着棺材要走哪条马路，特地绕到哪个死对头家门口去风光一次，还要请哪个村的老先生择墓地选吉日吉时下葬。

苦了这二十出头的儿子儿媳，一窝小子姑娘，爷爷奶奶算是哄得含笑西去。可这三四个萝卜头张口要吃，出手要钱。无奈，南下福建、广东，光荣地成为农民工。大姑娘二姑娘丢外婆家，三小子四姑娘丢大姑家。上了初中幸好可以寄宿，就周六周日待家里，稍微大点的也不去外婆家，也不去大姑家了，姐弟几个在家吃泡面，依然津津有味。

初中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想想，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校，可能环境还比不上监狱。三十几个人住一个十几平的宿舍，个子大的两人住上铺，个子小的三人住下铺。一个人带一床被子，一个垫一个盖，垫一个学期，盖一个学期。冬天还好，夏天热得根本无处可逃。燥热，你也必须睡觉，不准说话，还有老师偷偷巡查，班干偷偷记名字。

寒假了，就等着父母回家过年。等啊等，腊月十七、十八、十九……怎么还没到二十五。父母的大麻袋必定鼓得跟谁牛的肚子一样。一路坐火车转汽车，肩扛手提。打开包，新衣服，新鞋子，没吃过的零食。赶紧拿去跟隔壁的小孩比比，谁的衣服好看，谁的零食多。

正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给孩子们报完名塞学校里去，第一个星期回家，一切都不适应，空空荡荡的房子里，依然只有泡面的味道。

暑假来了，姐弟几个跟着屋里的叔叔伯伯，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福建，去广东。诺大的城市，即使住的是城中村，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棚户区里一家挨一家，房间连房间，厨房连厨房。燥热，还没到下班时间，小姑娘洗菜，大姑娘炒菜，四小子煮饭，二姑娘最皮，到处闲逛，还交了一帮其他棚子里的小伙伴。

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着，父母都在外面漂了二十年，攒了一笔钱，盖上一栋小洋房。斜屋顶、西洋飘窗、罗马柱、铜大门。屋里的叔叔伯伯过来讨喜烟，“金宝佬，发大财了啊”。指着三小子“你这小子享福了，爹妈给你盖好房子娶媳妇儿”。

这四小子也淘气，念完高中也考不起大学，听说二伯伯家的三哥在杭州开公司，一年搞了三四十万。托二伯伯说说好话带带四小子。果然不到两年下来，四小子开着小汽车回来，叔叔伯伯又来讨喜烟。“金宝佬，享福了啊，儿子会赚钱”。婶婶孃孃背地里说三哥搞黑钱，叔叔伯伯们骂起来了“你们懂什么，只要能搞钱，还分黑钱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