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碗，是家乡关中地区吃饭特有的一种器具，白瓷青花，质地厚实，因为碗口有着30多厘米的直径，这种“碗界”的巨无霸身材，在我有限的人生里，尚没有看到除了老陕，其他地域的人使用。
著名的“陕西八大怪”说“面条像腰带”，指的是老陕的一种宽面，一根面条就能盛装一碗。
装这种面条的碗，就是老碗。
正宗的关中老碗，一定是产于耀州窑。
耀州窑所在的铜川市和我的故乡富平山水相连，我家所在的北山一带更是翻上一道“塬梁坡”就是耀州窑所在地。
在我的童年时代，村里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老碗，家里男男女女吃面都用这样的老碗，只有年幼的孩子因为端不动而用小碗。
在那个时候，一个人开始使用老碗吃饭，就是意味着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闯世事”了，当你端起这个碗，就再也没有人呵护你了，生活的风雨就要靠你一个人承担了。
那时的老碗好像都不是买的，而是用家里的粮食换的。
以物易物在那个年代很有市场，因为物资贫乏，人们对于家里粮柜的丰欠看得比口袋里的钞票更重要。
小孩和妇女可以从走街串巷的“换烂货”老头手里用旧衣服烂鞋子不用的塑料和废铁烂铜换取头绳气球和日常家用，还可以用玉米小麦换取加着糖精的爆米花。
有淘气的孩子把家里流传几代人的古董当成烂铜换了泡泡糖，引得大人一顿扼腕长叹。
换老碗一般也是用粮食。
父亲母亲和舅舅好像都到北边山里拉过炭和瓷器去村里交换粮食，再把粮食换成钱，在这种漫长的交易里赚取一点少的可怜的差价。
舅舅靠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居然拉着山里的瓷器，主要是碗碟，一路“换粮”，从陕西关中道一路跑到兰州以西，快到阳关之外。
好在，这种奔波和辛苦还算是有所获得，每次出门一个月左右，就靠着这样买瓷器——换粮食——粜粮的交易，能换回几百块上千块。
在那时候，这算是可观的收入了，用这样的辛苦钱，他硬是在贫穷的山村里供出了两个大学生，盖起了两层楼。
耀州那地界，烧瓷器的地方很多，距离我们村最近的是陈炉镇。
从陈炉镇拉一架子车瓷器到村里，十多公里的山路要保证瓷器不被磕碰损坏，实属不易。
所以，当村里人端着这笨拙的瓷器老碗的时候，都无比珍惜。
我见过村里有老人端的碗时间久远到自己都记不起是那一辈传下来的，本来的颜色根本无法辨别，碗沿上磕磕碰碰的豁口像是岁月留下的伤痕，看上去似乎都能挂破嘴唇，依然舍不得丢掉。
看他们捧着这巨大的，有着浓重时代印痕的器物，蹲在门口老榆树下的石碌碡上吃饭，碗里盛着的面条被油泼辣子调得一片红色，吃一口，吸溜一口，那阵仗能让厌食症患者不治自愈。
早些年，我家里用的全是老碗，后来，随着更加便捷和美观的细瓷小花碗以及搪瓷碗的出现，好像一夜之间，家里的老碗都神秘失踪了，以至于现在想要找回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碗无异于大海捞针。
在一个为了肚子温饱而奔走的时月里，人们的选择和遗忘都是那样迅疾，功利的残酷抹杀着一切的情感虚无。
好在，老碗没有了，盛装在老碗里的面条味道还记忆犹新。
老陕喜面食是人神共知的。
一团普通的面团，在母亲的手里，能神奇地成为一碗美味的面条，或宽或窄，或长或短，或圆或扁，或干拌或浇汤。
母亲和面能做到“三光”，“面光”，揉出的面团一定要光滑细密，“盆光”，和面过后的面盆一定要沾搓干净，光滑如新，“手光”，和面之后，绝不会像我一样双手沾满面团，而是像没有和面一样。擀面讲究“薄如纸”，切面讲究“细如发”，煮面讲究“清如水”，面是面，汤是汤，绝不会稀里糊涂。
生活将母亲定位成一个农村妇女，她的一生就注定和这些琐碎的营生为伍，长久的操作中成为了生活的“熟练工”，将心思用在了这些活路里，也将爱埋在这些细节里。
这些粮食的粉末和水相融，在一双手掌里揉搓，经过擀面杖的反复碾压，延展变形，随着锋利的菜刀切割，最终在高温的沸水里涅槃，加上五颜六色的植物装扮，成为每一个秦人心里念念不忘的牵挂。
去年和母亲回老家，在旧宅里转悠，那些久未亲近的一砖一瓦，一树一草，似乎都有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通灵，瞬间复活在记忆里，那一块地方生过火，那一块地方种过菜，那一面土墙上挂过犁铧，井架上辘轳陈年的搅绳仿佛还吱吱作响，屋檐下青石的牛槽旁似乎还有瞎眼黄牛反刍的声响。
当年的厨房已经坍塌过半，陈旧的油烟依稀可见，宽大的案板竖在墙角，曾经被油和面侵染的铮亮的台面上落满了尘土，只有那些被刀剁和手压旷日持久的磨砺之后的坑坑洼洼好像还能看见。
灶台已经被雨水淋塌，瓶瓶罐罐和那些曾经日日相伴的器物都已经被村里淘气的孩子翻墙进来拿走当了废品。
那一刻，母亲在宅院里是沉默的。
我看着母亲的背影，也是沉默。
似乎，只有沉默能够对应时间这大段的转折和省略，那些我们以为逝去和遗忘的东西，或许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永远存留在我们的心里。
蔡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