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是艰难的时代，也是最美的时代。
如果一片废墟不能被人所注视，一定是这片废墟没有开出一朵鲜花，或者废墟之下的鲜花、生命没有被发现，在废墟中，总能开出一朵鲜花。在那个时代，大师云集，风骨尽现，文化大师们在国家动荡时的境遇和经历触动人心，他们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动荡中延续中华文明，支持国家抗战。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从英国剑桥大学带回国的50克镭，为了避免落在日本人手中，一路南行，书藉家档全部丢弃，也没敢把装镭的泡菜坛子丢了，最后一路乞讨才走到西南联大的地址，让人读来几近泪目。梁启超为了能让国内的冷僻专业赢得世界的认可，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终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王国维这一名字因灿烂的中国文化而灿烂，他不忍目睹中国文化的日渐衰亡，投湖殉了文化；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时写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为大师风骨所震撼，为现实而生忧。当高校通道成为闸口，人才外泄而不思归，可知当年陈寅恪、傅斯年等游学国外多年未拿到一个学位，为学问而学问，胡适去国离乡抵达华盛顿，为民族的命运奔走，留学生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与科研条件，回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