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尤雾】2016年以来突然传出噩耗的文化界人物太多，英国摇滚音乐家大卫·鲍伊、法国作家图尼埃尔、影星艾伦·里克曼、美国作家哈珀·李等等。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20世纪的荣光，都值得用尽笔墨去书写和缅怀。在这些离世的人物中，包括刚刚远去的安伯托·艾柯。
艾柯身躯肥硕，在他所公开的照片中，始终显示出幸福的神情。长久以来，艾柯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趣味。他博学，幽默，敏锐，既能写出诸如《玫瑰之名》、《傅科摆》这样充满哲学机锋的小说，也能写出《符号学与语言哲学》这种严肃的学术著作；他的《悠游小说林》谈论小说叙事，笔调雅致，不亚于卡尔维诺的《千年讲稿》；而《密涅瓦火柴盒》又对于日常生活做出了饶有趣味的议论。你若问艾柯写什么，他什么都写；你若问艾柯是谁，他可以是任何人。
但他就是艾柯，一个“可以是任何人”的范本，在艾柯的身上体现出一个伏尔泰式的古典文人的形象。他们言说，不拘于一切限制，但凡能够激发其兴趣的，一概愿意发表自己的议论。不管是文学、政治或者哲学，哪怕是关于生活细节的有趣之处，都足以见到他们留下自己言说的印迹。在19世纪以前，这是文人的标准形象。然而慢慢地，这种形象开始被固定化。无论是社会格局的改变，还是现代学科专业细分的结果，使得“专业知识分子”取代了这种传统文人的形象，“博学”似乎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本领，而且往往成为“非专业”的代称。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这种区分更有助于处理现代问题，因为现代问题的繁多使得一般人不可能在各个领域都具备极高的造诣。然而，古典文人的博学气质恰恰代表了某种人格主体的形式。他们更像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来自于另一个星球。他们拒绝受到这个世界各种分工的限制，像一个误入陌生城市的旅行者，到处指指点点，饶有兴致。
在艾柯的小说集（姑且称之为小说集吧）《误读》里，他调侃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从《圣经》到《追忆逝水年华》，装成一本正经的编辑退稿信来评介这些经典文本，若说是调侃或者讽刺，或者表达他的解释学理念，还不如说他仅仅是像小孩一样调皮了一把，玩得不亦乐乎。
这就是趣味。现在搞笑的东西不少，但真正能称为“趣味”的人物确实越来越少。因为“趣味”并不是建立在纯粹的消解之上，更需要具备精确而完整的洞察力。
网上有一段艾柯 评论《达·芬奇密码》的话，他说，“我写《傅科摆》里那些形形色色的疯狂之举都是闹着玩儿，而《达·芬奇》写得那么严肃，所以这是真疯”。这话放到18世纪的法国，就像是伏尔泰说给卢梭听的。当然，这样比的话，丹·布朗未必能比卢梭，但把艾柯比伏尔泰，却是恰当的。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他们都拥有着博大和包容的态度，调侃他人，也充满自嘲，带着令人愉快的机智刻薄。
现在艾柯死了，世界上有趣的人又少了一个。这个名字已然成为历史，他将被后来者摆放在各自认为合适的位置上，譬如教科书里的某个章节，或者文学史的一个片段里。我想，对于艾柯来说，大概怎么玩都没关系，但你们千万要记得，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