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术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争论：问题与主义之争。

这场争论之所以著名，第一是因为双方的第一辩手都是大人物——胡适与李大钊——这两个不需要介绍，每个读过几年书的国人都知道。第二是因为这场争论涉及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载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上。

引起争论的是胡适，他在1919年发表一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在该文中，胡适还嘲讽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在家乡避难的李大钊对此很有意见，发表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他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还需要争论的吧，30年后，这场争论已经盖棺定论，因为谈主义的人赢了。

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话题值得重新谈论，因为“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解的习题。

主义，是理念，是派系斗争，是意识形态，是认准一个方向不动摇，如果主义解决不了问题，那不是主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是极端思想。

而问题，是实用，是现实主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知道过犹不及，时刻寻找最佳答案，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也符合中庸之道。

因为近代史上的落后，学者们为寻求启蒙与救国，批评传统文化和思想，尤其是儒家，所以中庸这个词被骂得狗血淋头。

但事实上，中庸是一种很高明的哲学思想和处事态度。

中庸是什么？我不知道。经典的总纲太深奥，看不太懂。

但书上有说，中庸不是什么。是的，中庸就是不偏不斜，认识到世界上到处都是矛盾，到处都是冲突和争论，必须学会协调这些矛盾和争论，但不简单化的折中，也不是盲目搞平等，而不是和稀泥。

通过取舍，协调和妥协，最终达到平衡的结果，而是不停地动态再平衡，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调整，该左左该右右，也许总是不够完美，也没有达到最初的期望，但总是在进步，这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中庸》里说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中庸，时刻中正平和，小人反中庸，无所顾忌，爱走极端。

所以，中庸的反义词就是极端。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场争论：问题与主义。

当下的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是谈主义吗？不，我们去解决问题。

无论是思想启蒙、文艺复兴，还是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我们一直在一步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里空谈理论。

从78年开始，虽然还有很多人谈主义，但真正的聪明人都很务实，都在解决问题。空谈主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问题也从来不会轻易解决，唯有发展才能解决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谈主义，年纪大了就想着多去解决问题。

我若是在1919年的时候，国家危亡之际，却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也会多谈主义，但在21世纪的今年，解决问题才是王道。理念之争最是无用，尤其是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嗯，国内也有很多例子。

在现实生活中也一样，两个人有矛盾，一个谈自己的矛，一个谈自己的盾，那永远都有矛盾，都有争论，而且会无休止地下去，知道一方失败而告终，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人性都是复杂的，唯有保持中庸之道， 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才是正确的处世态度。

（全文完）

PS：写完这篇文章，我的心态好了很多。意识到自己的很多观点和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不要强加于人，也不要自取烦恼，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平和，然后去解决一个个小问题，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