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章/作者：华彩云飞扬）
小的时候，父亲常说： 眼看少年骑竹马，转眼就是白头翁。是的，父亲的这句话似乎刚在我耳边唠叨完，我却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况且是大的即将初中毕业，小的也快念小学四年级了。这时，我的父亲真的老了，不光老了，还病了。
父亲于1955年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家庭。当年，爷爷在小县城的一个叫“打铜街”的档口上经营着卖猪肉的营生。听奶奶生前讲，爷爷当年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他很会做生意。当时买肉的多是赊账，他能在卖完两头猪肉后，才来补记帐本，且从来都不会出差错。1958年，国家有个政策，按奶奶的说法叫“商业网下乡”，爷爷被分配到一个叫洞鹿乡的合作社上班。当时爷爷一家人口较多，包括我奶奶和几个姑姑以及当时年幼的父亲。爷爷考虑到一家人的生计，没有选择去合作社上班，而是选择了到农村去发展。也就这样，父亲被城里“下放”到了农村。这个地方在县城长江对岸大山的反背，当然也是山里。
当年，县城里的“云安盐”很出名。湖北西部利川一带都在这里来贩盐。那时候还没有公路和汽车，商人们只能借用骆子驼运翻山越岭将盐运回他们的老家去。当年的一群群驼队来来往往，也一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场面。小县城长江对岸是久负胜名的文藻胜地张飞庙，张飞庙座落在威威的飞凤山下，顺着张飞庙大门旁边的石梯拾级而上，如果按正常行走不停歇的话大约一个小时能直线顺着飞凤山到达山顶，爷爷选择下乡的农村落户就在这山顶的背后。相信包括爷爷和父亲在内县城周边的那几代人更熟悉而又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从山底长江边到山顶的石梯。也许，爷爷那代人看到更多的是有钱人被抬着轿子上山，或是成群结队的骆子运盐的商业盛景；但，到了父亲这一代，多是早晨天不亮一群人用农村挑粪的木桶，挑一担菜到县城里去卖，好换点零钱回来家庭开支。（当然那木桶一定是洗得干干净净的，那毕竟是卖给人家吃的蔬菜。）到了下午，随着一趟趟过江的渡船靠岸，先下船的必定是那些早上挑木桶的男人，回来时他们挑的是满满一担粪，这些都是从城里公共厕所下面弄来的，去时还要给人家管厕所的人说好话，并适当送点自家种的小菜，人家才让你去担。当然，这担大粪是农民最宝贵的肥料，何况当时谁还掏得出钱来买化肥种地呢。这担粪连桶约重一百来斤，人们累了就找个稍平坦的地方歇下，烧根纸烟或到沟里捧口水喝后继续挑着往上爬，也就个把钟头就到家了。父亲当然也常常在这群人中，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的演绎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情况直到人们可以外出打工挣钱，才逐渐用另外的劳动生存方式取代了去城里挑粪种庄稼的局面。
爷爷从城里来到农村落户后，生活还算过得充满阳光。据说，爷爷是个勤快人。他除了在集体劳动挣工分外，自己还全力开垦了很多荒山做了不少自留地，还能一年杀头猪，供家里人全年享用。虽然那时一头猪仅能喂真正的“猪草”，一年只能长一百来斤，但也算很不错了。毕竟当时人都没粮食吃哪还有多余的喂猪呢。即使家里人多，即使一年三百多天是那么的漫长，即使一百来斤的活猪杀了后真正割下的肉并没有一百斤，但在那样的年代已算让人羡慕的家庭了。
生活往往就像演电影一样，总不是一帆风顺，关键时刻总会给你来点曲折的故事。或许，正当父亲还对未来生活充满无限憧憬时，爷爷病了，紧接着是爷爷因无法忍受病魔的残害，他上吊走了。那年，父亲才十三岁。当年，大姑已工作了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二姑成了家里的主劳力，虽然她有读书的天份但却没有读书的命运，家里还有两个小妹妹，也就是三姑和幺姑。家里二姑虽是主劳力但终要出嫁成立自己的家庭，不知不觉中父亲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男人，虽然还是一个刚刚小学毕业的懵懂少年，但终于逃不过命运的安排立即担当起了家庭主心骨的重任。
因为责任所在，他必须像所有贫困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分天晴或下雨，不论烈日与寒风，总要时刻守护着那一亩三分田。也因此，父亲的性格逐渐变得同许多大众的山里农民一样要强，专横独断，不懂得忍让和合作。因为家里全是女人，似乎也只是他说了算，一切以他为主，孤僻而又略显柔弱。奶奶在爷爷生前只是做饭洗衣，连菜地都不让去的。听说爷爷是个过细的人，不放心奶奶种地，害怕奶奶把菜苗踩坏了。当然爷爷过世后，奶奶依然做不了过多的农活。就这样，父亲领着这样一个半垮的家庭前行着。
因为父亲的勤劳并随着国家总体形式的好转，家里有了好转。二姑成家后在亲人的帮助下，父亲像许多农民一样重新修建了二间土砖瓦屋，并将原来的老房子由茅草屋顶翻成了瓦屋或油毡顶。后来，幺姑在八几年的时候还去乡里的初中念了几年书，虽然没有多大成果，但也算父亲作出应有的贡献吧。再后来，父亲的主持下，三姑和幺姑出嫁成家了，然后就是养育我读书长大真正经营自己的小家。
山里的农民，多数没读书，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因田边地界发生争吵是常事，偶尔吵得面红耳赤后再拳脚相交，也是有的。人们的思想觉悟较低，也少有机会出门见世面，面对自己仅有的生存土地而产生的利益争执在当时也似乎是正常不过的现象。记忆中，父亲也不知多少次同别人吵过，打过。或许，在他的心目中，为了生存，他早已习以为常。也正是这些原因，不知从哪天起，父亲开始不信任世上的人和事，开始疑惑世界上的每一件常人认为很正常的事。记得有一年，我从外地打工回家，他说台湾的日历错了，我没在意。后来，这事逐渐发展到他不相信银行，认为钱进了银行就被人家吞了，再发展到总有人罚他的税，甚至陷害他，这时我们才清楚父亲病了，大脑逻辑思维严重错乱，并伴有严重的幻听症常常自问自答。虽然在几个姑姑的帮助下，父亲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了近两个月，但钱花了病情不见明显好转。记得，我刚把他骗进医院被“关”起来，他在铁门里面望着我，求我带他回去的语气和无奈的眼神，至今都让我黯然泪下。多少次，我幻想着我的父亲是一个正常人，我多么期盼着我们一家老小在一起看电视，让他和母亲牵着孙子孙女散散步，一起说说笑笑，是多么幸福的事。但是，虽近在咫尺却是遥不可及。父亲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每次即使和我们一起吃饭他都在自问自答似乎他在同另一个人讨论着非常正经的大事，我们无法融入他的生活。
父亲虽然同母亲的夫妻感情不是很好，但他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也许在父亲的年代，被要求重视夫妻恩爱的教育影响比较少，毕竟他生活的家庭也并不完整。奶奶生前同我母亲的婆媳关系不是很好，这也许是中国社会上古往今来的通病。在奶奶临走的前几年，她老人家因脚病无法行动，一天只能坐或睡。父亲帮奶奶洗了几年的衣服，倒了几年的屎尿。其实，父亲是个挺大男子主义的人，他除了干地里的农活外是从不干家务的，哪怕是给灶里递一把柴。但自从奶奶不能自己洗衣服后，他便义不容辞地坚持着，哪怕在地里干活再累再辛苦，直至奶奶离世。
父亲现在仍坚持生活在交通十分不便的老家，虽然我也只是在乡镇的街道居住但交通购物医疗要比老家方便得多。老家的灶屋早已经不住长年的风吹雨淋，变成了一片废墟。父亲就用两块砖简易搭个灶，在他后来建的那个土砖瓦屋的堂屋中间生火煮饭，就像学生时代春游在外搞野炊一样简单。这当然只有他一个人生活在那种环境中，母亲早已不习惯那样的环境无法在那样的条件生活。我们更不用说，更多地还要考虑对孩子的未来的影响。他在老家，离买肉和必须品的商店约要走山路20分钟，离我现在的家约三个小时。他在老家，除了和自己大脑中的那些人谈话讨论各种“大事”外，就是干他的老本行----种庄稼。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喂耕牛，全靠用锄头挖。他每年全靠一把锄头要种一亩多田，收获一千多斤稻谷，几百上千斤红薯和土豆。每次收获时，我劝他把稻谷卖了变几个钱零花，他总要送到我那里。他担心，哪年他不行了，我们一家会被饿死。可是，他哪里知道，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的主要需求矛盾早已不是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的生活问题了。但他却始终惦记着，惦着我和我的孩子们，仿佛那是他有生之年永远无法卸载的责任。
父亲很节俭，从不乱花钱，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馈赠。即使是自己的亲姐妹给他的钱，他也再三推托，实在推不掉了就取一小部份作象征性的收取。或许，他心里很明白，每个人的钱财都来之不易；或许，他更明白世界上最不能欠的是人情帐……
父亲的一生或许是命中注定了的普通而平凡，但却有让我和我后人们学不完的东西。父亲患了精神病，但真正的精神没有毛病，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后人去追随。
愿父亲在有生之年，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自由自在，即便外人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他觉得那样好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