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精进》结缘，应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邱利民院长之邀，2016.5.20也就是今天下午，我为竺可桢学院和浙大青年教授联谊会做了一个分享，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好，很荣幸来到竺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知道在坐的既有我们竺院的同学，也有在浙大任教的老师，大家都很优秀，可能其中很多人考虑过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成为大师？

这个问题当然很难回答。而且按理说，应该是由已经成为大师的人来回答比较合适，而我是完全没有资格的。但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对学习、思维、创新等领域感兴趣，所以会经常看一些大师的传记、访谈录、自述性质的文章等等资料，所以对于大师的成长路径会熟悉一点，所以就贸然开了这个题，希望能对走在大师道路上的各位有所启发。我很希望，你们十年、二十年后再来回顾这次分享，会觉得我讲的某些话真的帮上忙了。

言归正题。首先，我想给大家讲三个故事，或者说，历史上三个小片段。

第一个片段是：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35年的纽约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因需求层次理论和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而闻名于世，曾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1935年，马斯洛只有27岁，他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当时心理学界的泰斗桑代克教授的研究助理。一年之前，他刚刚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做了多年的以灵长类动物为对象的比较心理学研究，探索的是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支配行为与性行为的关系，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实验心理学家，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研究。在桑代克教授的支持下，他可以自由选择研究方向，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有幸遇见了许多杰出的学者。

因为当时，很多欧洲的学者因为纳粹的威胁来到了美国，进行了一场学术大迁移。一些顶尖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类的地方，而一些顶尖的社科领域的学者则来到了纽约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叫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这其中，有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弗洛姆、卡伦·霍尼，有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学家韦特海默、考夫卡，精神病理学家戈尔茨坦等，马斯洛主动结识了这些学者，经常参加他们的学术沙龙，也有一对一地交流。可以说，这段经历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马斯洛的视野，让他从原来的实验心理学的路径中跳脱出来，为以后创造性的领域突破奠定了基础。

其实早在这些欧洲心理学家来到纽约之前，马斯洛就已经对他们的学说非常感兴趣。但是由于威斯康辛大学心理系的氛围，是非常强调实验方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所以他对其他流派心理学的兴趣在之前收到了压制。而到了纽约之后，他的学术活动很自由，而又恰好碰到这些欧洲学者过来，可谓天赐良机。马斯洛把那时的纽约称为“心理学世界的中心”，他这样回忆道：

“我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我之所以如此幸运，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巧合：大量的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为逃避纳粹迫害而云集于此，我也正好在纽约。在那些日子里，纽约真是奇妙极了。大概自希腊雅典时期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象。在这些人中，我几乎与他们每一位都多多少少有些认识。很难说，他们之中谁更重要，我只是向每个能够教我的人学习，我从不参加任何狭隘的派别，拒绝关闭任何门户。”

在这段话中，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我从不参加任何狭隘的派别，拒绝关闭任何门户”。实际上这句话贯穿了马斯洛学术生涯的始终。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人像他那样，综合了当时所有的心理学流派。我们可以看下他一生中兼收并蓄，吸收过哪些思想：

本科阶段推崇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

博士阶段做灵长类动物的比较心理学研究；

心理学博士毕业后从事过一段医学博士课程的学习；

从事过对大学生性行为的研究，后来又与著名性学家金西有过研究合作和学术争论；

结识了欧洲来的一流心理学家，包括精神分析学家和格式塔心理学家，深受影响

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本尼迪克特有过长期的交流，受本尼迪克特影响很大，并亲自做过一段时间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在印第安人部落）；

曾经在家族企业马斯洛制桶公司从事过一段实际的管理工作，后来他吸收了管理学家德鲁克、麦格雷戈和达尔顿的思想，并将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应用到管理学领域；

在布鲁克林大学任教期间，由于学生的心理求助很多，所以半推半就进入心理咨询领域，实践心理咨询工作，并探索了新的心理疗法

吸收了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如保罗·萨特的思想，并提出了存在主义心理学

吸收佛教的思想，研究神秘体验

安·兰德《源泉》，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等

我以前在心理系读博，也接触过很多做心理学研究的老师和学生。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是钻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非常狭小的研究课题里面，很少有人有像马斯洛这样宽广的视域和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一个小课题里面做研究，当然也是研究所必须，但是如果没有对一个学科及周边领域的整体视野，够成一个大局观，是很难做出富有原创性的突破性成果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最有价值的突破点在哪里，怎么去找到它。

第二个历史片段：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1941年的纽约。

同样是因为逃避二战战火，32岁的列维-施特劳斯从法国逃亡到纽约。在此之前，他已经离开过法国五年，他曾在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并在巴西的原始部落做了很长时间的田野研究。他把整箱的研究记录带到了美国，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资料转化成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由于成果平平，那时的列维-施特劳斯在人类学界还并没有什么声望，不过还是得到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到了纽约之后，与各路文化精英的交流扩充了他的视野，同时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藏书给了他充足的知识弹药。他阅读了馆藏的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类学资料，他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时期，他穷尽了当时所有的人类学著作，“我对人类学得所知都是在那几年学来的”。

在这段经历中，他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俄国杰出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通过雅各布森，他了解到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深受启发，并开始用结构主义的思想来思考人类学，不久后写出了第一本学术代表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结构语言学的基本思想，是找到所有种类的语言背后共通的基本结构——音素间的相互关系，而列维-施特劳斯的成功是找到了所有文化下亲属关系下基本的关系结构。

不过结构语言学对他的启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与列维-施特劳斯之前秉持的一种人类学理念有关。他认为，存在两种层次的“真实”，一种是事实（reality）层面的真实，还有一种是事实背后通过分析得到的隐藏真实，即潜文本（subtext）层面的真实。而帮助他形成这种观念的来自三个领域的思想：

地质学

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的理论

在地质学里，地表的变化只是表象，推动其变化的是不可见的深层原因：地壳板块的运动、海洋潮汐等。在马克思笔下，分配不均、社会动荡等经济现象的背后是剩余价值理论、劳动异化理论等基本原理。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外显的神经症状和奇怪的梦境等，都是和人的潜意识有关，是由人的隐藏结构“本我、自我和超我”所决定的。

这三个不同领域的理论构成了列维-施特劳斯人类学思想的基础，让他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因素上。而结构语言学则给他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武器。列维-施特劳斯的幸运和优点是善于吸收不同领域的思想，上述的四个领域都不是人类学的领域，甚至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和人类学毫无关系，但是他就是把这种表面无关的知识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改变了人类学。

第三个历史片段：物理学家约翰·巴丁在1945年的贝尔实验室。

约翰·巴丁曾经拿过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一次是在1956年因为发明晶体管而获奖，第二次是1972年因为超导理论的突破而获奖，非常了不得。他的第一项突破性工作发明晶体管是在1945至1947间在贝尔实验室完成的。人类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发明是出于偶然，突然爆发的灵光一现。而巴丁的发明则不是，他能做出这个发明跟他之前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关系密切，是长期积累的结果。1945年，初到贝尔实验室的巴丁，既具有非常强的理论物理学的功底，同时又有大量的工程实践，具有丰富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经验，这样的人才非常稀少，这构成了他发明晶体管的决定性因素。

把时间回溯一下来看，巴丁早年是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电机工程系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接受的是工科教育，毕业后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用电磁学的方法进行石油勘探，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前沿的技术。然后他又转入学术领域，入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或转学理论物理学。在那儿他结识了很多誉满天下或者初露锋芒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的博士导师后来同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家的维格纳启发了他用理论物理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1941年到1945年，二战期间，也就是他来到贝尔实验室之前，他在位于华盛顿的海军军械实验室工作，主要研究鱼雷和反鱼雷的技术，并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他当初接受这份工作，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之前在石油勘探领域的实践工作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知识正好可以应用到这份工作中。在海军实验室的工作，挑战很大，任务多样而棘手，需求紧急而迫切，这对巴丁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是一次大的锻炼。这也为他发明晶体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巴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长路径也是非常独特的，和其他物理学家相比，他拥有多年的实践领域的经历，而理论知识又丝毫不逊于其他物理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往返，相互启发，构成了巴丁成功的要诀。

总结刚才三位大师的例子，在联想到其他各个领域的大师，我们会大师一般具有下面几个共同的特点：

1. 大师往往是视野开阔、知识广博或者经历多样的人

这种背景使他们不会让自己拘泥于学科的某个局部和细节，而更容易实现学科的重大突破。一个学术领域就像一个有无数个小径分岔的花园。一个研究者走在这个花园里就像在走一个迷宫。如果他只是沉浸在某个局部或者细节里面，那么他走走走，最后可能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死胡同。而如果他能站到一个高处，俯瞰这个迷宫，可能就能找到最易走出的路径。

2. 大师同时也会对至少一个领域钻研地非常透彻

在自己核心的领域，大师往往会穷尽所有的资料，以及尝试所有的可能。

例如，巴丁从导师维格纳身上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把一个宏大的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可解的小问题，对这每一个小问题，首先这个领域的所有论文全部通读一遍。像列维-施特劳斯也是那样，他说自己在研究生涯的早期，读遍了所有可以找到的人类学著作。哈佛大学的癌症研究专家约翰·凯恩斯的学术生涯经历过几次大的领域跨越，在他刚刚转入癌症研究中时，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当时（20世纪70年代）所有关于癌症的研究资料，大约有1000多篇论文。

3. 大师善于建立表面无关的知识之间隐藏的联结

列维-施特劳斯的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威肯如此评价他的一生：“他的梦想是把一直以来不相为谋的知识领域统合在一起：让社会科学与‘硬科学’殊途同归，让文化与自然殊途同归。”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罗·鲁比亚说：“只有一种科学，各种各样的学科领域只不过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而已。”1978年诺贝尔化学奖彼得·米切尔说：“自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事件。所以你所需的，就是尽力将化学的概念和生物学的概念融会贯通。”人类学家皮尔贝姆认为自己的主要能力是“一种间或展现出新问题和新思维方式的综合，也就是把资料，各种各样的资料，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合在一起。”

在形容一个人理想的人才结构时，我们常会谈到T型人才的结构。一个T型，一横表示宽广的知识面，一竖表示在某个专业领域的纵深。这个模型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是过于简略，忽略了关键的一个点，从而可能产生一些误导。大家看T这个字母，这一横和这一竖是正交的，就是它们重叠的地方非常小，看上去是无关的。而你看大师的路径，他们博览的部分和专精的部分是有很多的交错。大师在博览的时候，他也不是瞎博览，为了博览而博览，而是以自己要解决的那个大的学术问题为轴心，去寻找与这个轴心相关的、有可能建立连接的其他领域的知识。

我们现在很多大学里还是挺重视通识教育这个层面，但是可能也陷入了某些误区。这里可能有三种误区：

1. 为博而博，所教或所学的东西仍旧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并没有建立起学科之间的关联。这里有个原因是，每一门课程都是由不同的老师教授，所以没有人引导学生去建立这种跨学科的联结。

2. 在通识教育中，主要强调教授知识，而不是学科背后的思维方式。各个学科的具体知识的迁移和交叉可能会有，但几率并不大，因为知识是特异性的。而知识背后的思维方法更可能迁移，对其他领域做出启发。就像影响列维-施特劳斯的四个人类学之外的领域，都是在思维方式层面的启发。

3. 应引导学生同时关注多个领域的前沿知识，而不是只教授一个学科的最基本和初级的知识。因为不同领域之间较陈旧的知识之间的交叉创新，可能早已经有人尝试过了。而如果一个人同时了解多个领域的前沿，然后试图做出交叉，那么这种尝试他很可能是第一人，就很可能做出重大的突破。

所以，去争论一个高水平的人才，是应该更博一点还是专一点，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个人头脑中的知识，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一张相互联结的大网。不管是博还是专，这些知识都是融合在同一个体系里面的，是没有隔阂和边界的。博的知识同时也是专的，专的知识同时也是博的。

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王云五先生曾提出过一个“群峰绕主峰”的人才模型，我觉得比T型人才更加地准确。他在《专材与通材》一文中写道：

“所谓通材是指专攻某一学科之人，尚能旁通与所学有关系的其他专科者。由于各种专科总不免有连带关系，例如一位工程师，不能不旁通经济学；一位农学家，不能不旁通水利工程学；一位外交家，不能不旁通政治学和经济学；一位政治学者，不能不旁通法律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一位商学家，不能不旁通法律学和心理学；一位法学家，不能不旁通社会学和国际私法。”

他又说：

“各位无不知道一群的山必有一个最高峰，但最高峰并不是平地直起的唯一峰顶，往往有许多较低的山峰环绕着它。这个最高峰好像是一项专攻的学科，而环绕着它的较低峰顶，好像是这位专家应该旁通的其他学科。……对于专攻某一专科的人，其所主修者有如最高峰，其所兼涉者有如众峰。我之所谓通材，正可以群山式形容之。因此，我也用两句话代表：

为学当如群山式，一峰突起众峰环。”

另外，王云五先生在《旧学新探》一文中谈到自己做学问的心得，分为六步，第一步便是“高处俯瞰”，他是这么说的：

“任何人到了一个新地方，最好先乘飞机，在这新地方的空中环游俯视，如此则整个城市或区域，好像一幅极大地地图展现于眼前，在这鸟瞰的观察中，东南西北各地方的特点，以及城内城外的要区，冈陵湖泊的名称，都不难识其概略。着陆以后，大处极已认识，细处自不难按图索骥。”

受王云生先生的启发，再结合大师们的成长路径，我觉得现在的学者要走向大师之路，可以分成大致的三个阶段，就是“先博再专再博”，当然这三步不是分隔的阶段，而是很可能相互交叠甚至往复，只是大致来看，这样的顺序是比较合理的。

“一博”

鸟瞰，建立大局观，了解整体

掌握整体后，开始寻找这个领域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有哪些

打开视野以后，为未来再次从其他领域参考借鉴奠定基础

“二专”

一个专家要掌握大量的细节，必须专

找到或建立主旨问题，以该问题为核心(如赫伯特·西蒙对人类决策的跨学科研究)

对主旨问题的理解深度要超过绝大多数人

“三博”

从其他学科借鉴方法、工具、思维方式

注重了解其他领域的最新前沿，而不仅是基础知识

博览的学科越多，潜在的交叉创新点就越多，突破的几率就越大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马斯洛传：人的权利的沉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实验室里的诗人：列维-施特劳斯》，新世纪出版社，2012

《旷世奇才：巴丁传》，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激情澎湃：科学家的内心世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王云五全集10：中国古今治学方法》，九州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