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通六君子：
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这六个性格鲜明，各有所长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啸聚义，被人称为万通六君子，在海南开始了他们的地产生意，最终各自成为一方霸主。
冯仑在自传【野蛮生长】中：
我们当时的危机，主要集中在财务和内部组织，以及公司与外部环境的矛盾方面。从财务上来说，我们当时扩张得非常快，主要通过杠杆收购和连环控股的方式， 投资了武汉国投，有三个信用社（天津一个，南宁一个，兰州一个）；另外还投资了华诚财务公司、天安保险、陕西证券，还有民生银行。一时间，我们成了最招人 注意的民营企业。我们接着就通过金融机构互相拆借等方式来扩张，投资在房地产、商业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许多行业。在扩张过程中，我们的内部组织实际上逐渐被 分割开了，深圳那一块在王启富手里，广西那一块在易小迪手里，北京这块归我和潘石屹管，另外，武汉国投、上海万通由我和刘军共管。这样一来，财务资源和公 司的经营就出现了很大的错位和冲突，在扩张过程中，财务负担日益加重。当时，用于投资的资金都是以将近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如果没有60%以上的 毛利，投资肯定是亏的；越投，口袋里的钱越紧，越紧就越加摧残手中的金融机构和向更多的人与机构去高息拆借，结果雪上加霜，饮鸩止渴，公司不堪重负，走到 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财务危机，实际上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有多大能力，我们应当 怎样获得健康的投资和扩张的能力，而不是抽风式的变态的能力。这一刹那，我们明白了绝不能用借来的高利贷投资，救治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先卖东西还债，压缩 公司成本，甩掉包袱，然后再行增资扩股，引进不需要还的资本金。于是我们就开始大踏步地向后撤，退之再退，直到卖无可卖、退无可退。武汉国投卖了，北京、 天津和武汉场内证券回购的席位收回了，三个信用社归入当地城市合作银行，陕西证券卖了，天安保险抵债了，华诚财务公司破产了，东北华联也卖了。总之，这是 一个有点类似于后来德隆的财务危机。我们当时把危机原因归结为“短债长投”。
从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来看：
央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主主体作用。2017年98家中央企业在负债方面，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3%。
16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
202万亿中国企业贷款
50万亿中国居民总存款量
好处：保持了每年GDP的高速增长
副作用：
资产价格泡沫化（
负债规模持续攀升
赤字问题难以缓解
全球经济资源错配
金融市场严重失衡
实体经济复苏疲软
就业市场萎靡不正
房地产的萎靡状态就会开始恢复，资产再通胀。
大而不倒的央企，国有企业们，来了精神：
风险不冒白不冒，块钱不捞白不捞，
犯规动作，欺诈行为。（家常便饭，无非是罚点钱）操纵的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