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路上听罗辑思维，老罗的叽叽歪歪加外部上嘈杂的环境，基本的逻辑没听太清楚，唯独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呆呆站了起码3分钟，一直回味咀嚼。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教育，呼吁，鼓励人人动手；二是通过社会分工，把社会问题变成一部分人的生计。这个总结实在是太赞了。
例如垃圾分类。日本有严格的垃圾分类标准，从娃娃抓起，不断教育灌输，加上整个社会严密的监督体系，垃圾分类执行的非常到位。而这些也经常被中国人作为自嘲的段子。殊不知，如此严格的垃圾分类，不仅没有提高了垃圾的利用效率，反而推高了垃圾处理成本，包括时间成本。
反观中国，以我的小区为例。我住的楼下只有一个垃圾桶，家里的垃圾一股脑打包后，每天晚上扔到楼下。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我扔掉的垃圾，10分钟内一定会被人一一翻一遍——那些拾荒者。他们会把值钱的玻璃瓶子、易拉罐、废旧书籍和报纸等都一一收好，拿去换钱。而那些无法再利用的（不值钱的），就等着垃圾车拉走统一处理掉。
我们假设，把这件事交给政府处理。那一定得成立一个亚洲豪苑垃圾分类所，还得括号副科级单位。得有领导，得有管理办法，得有员工，还得有监督员工的。比如几个人负责一栋楼、必须多久处理完有用的垃圾、不能遗漏有价值的东西等等。可以想象，效率一定极其低下。但这些拾荒者唯一的驱动力，就是那些有用垃圾的价值。换句话说，这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
再比如我在前面一片文章里提到的出租车，很多城市高峰期车难打，司机绕路且态度蛮横。于是，管理者当然要出面解决了。一是加大对出租车司机的培训，二是引入惩罚机制。但发现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后来出现了专车和网约车，问题迎刃而解，“打车难”这个制度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逐渐变成了“专车司机”这一类人的生计，那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再比如，很多人痛恨黄牛，我却在一些时候更愿意找一些“黄牛”。比如，去办理车辆年审，排很长的队，大约等了1个小时，好不容易轮到我，说某材料需要复印，放我拿出去复印材料。等我复印完，再跑过去，又排了一小时的队，材料递进去，又说缺了一个材料。无奈只有返回，第二天再去。而如果我花100元找个黄牛，这些麻烦都可以避免。黄牛其实就是群众与政府这种不对等关系（或信息不对称）下的分工的产物。
所以，很多时候，与其通过教育，呼吁，鼓励，不如将其变为一些人的谋生手段。例如交通治理随手拍，拍到奖励50元。我想，肯定有一大批“闲”人专门手持相机上街，谁不按规则行驶，马上成了这一批人的谋生手段，那就再也不会有因为警力不足导致的交通混乱了。
以上，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