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洪灾来袭。回望历史，两条大河，延绵千年，忽喜忽怒，或隐或现。这两条大河，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它们深深地影响了民族的社会心理、组织结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
亚细亚生产方式
众所周知，文明起源于河流。两河流域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说中的巴别塔，八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人类从摇篮时代就显得十分的早熟；尼罗河流域培育了古埃及文明，在四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胡夫大金字塔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印度河流域滋养了古印度文明，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数字符号，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全世界。
最晚诞生的古文明是黄河文明，北边是难以逾越的大漠戈壁，西北是一望无际的万里黄沙，西南是拔地高耸的青藏高原，东临广阔无垠的未知海洋，对古人而言，这些是难以征服的屏障，形成了一种与世隔绝的自我循环，也造就了一种延续不断的文明传承。
让我们回到文明的童年，看一看原生的环境。
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时，提出一个重要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模式指国家以农村公社为基本社会组织，通过指挥农村公社来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在农耕社会，治水工程巨大，必须高度集中资源，建立起统一的组织模式，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大禹因为治水有方，被推选为首领，这在君权神授的欧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有文字记载开始，从周朝到民国花园口决堤，两千多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1950多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如何对付黄河，成为了古老中国最大的难题。在治水模式主导下，东方社会诞生了令人嗔目结舌的巨大工程。从长城到京杭大运河，从唐大明宫到明代故宫，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建筑，这在封建领土之下的欧洲，也是不可想象的。
大河流到大航海
历史总是在最不经意间拐了个弯。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提出了观点，苏格兰地区发现了煤矿资源，且非常便于开采，为撞开工业化大门奠定了基础。当时，中国的煤炭聚集在西北，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自然就无人问津。彭的观点至今受到诸多争议，但他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成本。欧洲拥有弯曲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为贸易提供了天然条件，而中国只能通过陆运与河运，运输成本比海运高很多。
明代郑和就已经下西洋，航行了一大圈，最后带回了长颈鹿这些奇奇怪怪的动物。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物资，中国地大物博，不缺物资，就没有动力去发展海运，以至于受到倭寇袭击，干脆闭关锁国。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大航海时代来临，西班牙、荷兰、英国，犹如海上马车夫，把新世界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到旧世界。沿海国家迅速成为世界的霸主，争夺出海口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
俄罗斯帝国如此热衷于扩张，就是要寻找一个出海口，直到占领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小角落，建成了圣彼得堡，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寻找出海口，最终被海洋强国英美和陆地强国苏联联合围剿。
最幸运的是美国。李光耀曾经评价说，美国社会长久以来那么成功，不是由于自由民主的理念及原则，而是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带来的财富：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移民，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以两大辽阔海洋为屏障使美国本土免受冲突波及。
摊开世界地图，发达国家总共就那么二十多个，绝大多数都是沿海国家。赢得了海洋，就赢得了世界。
河流文明对民族思维的影响
说了那么多大历史，我们来谈一谈，河流文明对我们思维的影响。
1．高度的避险意识。大河喜怒无常，防不慎防，人们期盼风调雨顺，担忧大灾大难。好不容易种下了粮食，遇到了一次灾害，就会颗粒无收。对于未知的恐惧，造成了强烈的忧患感，不能寅吃卯粮，不能大手大脚，得量入为出，得有备无患。
这也解释了东亚民族的高储蓄率和高节俭度。有人说，对海洋人们也恐惧，恐惧到了极致，就不怕了。乘着小船出过海的人可能都有体会，一条命完全交给大海，一次别离，就可能有去无回。这导致了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尝试，人就这么一条命，折腾到临死也是这样，平淡过一生也是这样，不如试一下、搏一把。
2．高度的集体意识。有了集体，才能动员。每个人都被集体赋予一定的身份，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价值，在人群中才能获得认同。有的人移民到国外，马上就感到好山好水好无聊，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玩耍。这样的集体意识，也使得国人对民族、对国家产生高度的认同感，一旦遇到巨大的危机时，会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日本占领了东北，侵略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出了不少汉奸，但国人仍然会坚持抗战到底。
3．高度的自足意识。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每个人都很珍惜自己的生活，都很满足自己的现状。小富即安、自足常乐是更不变的生存哲学。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耕社会人们的奋斗目标。
海洋文明是掠夺性文明，永不满足、永不停歇。温州等沿海地区的人为什么敢于勇立潮头，因为他们最早靠海吃饭，渔民一次出海，赚得比农民多得多，再也无法忍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你不是植物，而是动物，你会移动，你更会夺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