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携程虐童案的视频，负面情绪一波一波地奔涌。有孩子的父母，大多能感同身受。
上海妇联的问题、托儿所的准入问题、第三方托管的问题、携程的问题，这些都暂且放在一边，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虐童的“老师”会如此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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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答案，是缺乏同理心。
有过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孩子的一颦一笑、一哭一闹，都会扰动、放大我们的情绪。“护犊”之心，对于禽兽来说，也是本能。
即使这些“老师”尚未为人父母，但人人都有过童年，自己儿时经历过的喜怒哀乐，冷暖自知。
但曝光的这些“老师”，在施虐和围观孩子被虐时，都神态自若。
他们根本不会去想，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被塞芥末、喷消毒水、吃安眠药，会有怎样的心情；他们也完全不会去想，如果自己回到童年的状态，被推倒昏厥、被绑在凳子上，被残忍拷打，会是怎样的感受。
视频里的家长们愤怒地对施虐者群殴、塞芥末，无非是想表达一个简单的观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造的孽，自己来试试。”
连成人都无法忍受的暴行，不敢想象，要让孩子们如同寒风中飘零的落叶一般瘦弱的小身子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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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视频的第一时间，我联想到“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就是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做过的那个著名的实验。
24名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部分，12人扮演狱警，12人扮演囚犯，模拟真实监狱环境，实验14天。
从实验的第一个晚上开始，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狱警”们就开始了对囚犯的暴行。用灭火器喷射囚犯、扒掉囚犯衣服、半夜强迫囚犯起床、咒骂、恐吓、污辱、残暴地折磨囚犯……
随着时间的推移，虐待的残酷程度不断升级。原定14天的实验，在第6天就濒临失控而被紧急叫停。
注意，参与实验的人，“心智正常”、“身体健康”；实验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可能会引起“狱警”们施虐欲望的外部引导因素。
是什么，让正常人们突然产生了“异变”？缺乏同理心，显然不是唯一的诱因。
“狱警”们开始施暴的起因，源于囚犯们的不顺从。“狱警”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监狱的制度受到挑战时，便选择了通过暴力手段进行镇压。
这也是我所想象到的，携程虐童案里的施虐者们，开始对孩子们施暴的原因——有孩子不听话、哭闹，这帮通过妇联的不知名渠道混进来的假“老师”们，没有幼教的基本技能，不懂如何安抚孩子，于是选择了施暴。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可怕之处，不是探究人在何种状态下会选择暴力，而是展示了选择暴力的人会发生怎样的异变。
实验开始的几天里，“狱警”们不断刷新着残暴的上限。他们开始逐渐淡忘使用暴力的初衷，而聚焦于享受暴力所带来的快感本身。
这是一种强者在弱者面前居高临下的快感，是征服欲和控制欲被满足时某类交感神经引发的快感，是掌握生杀大权时可以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的快感。
这些快感，都是邪恶的，但置身于其中的人，很难拒绝。
携程虐童案里，场景是类似的。老师在这些一到两岁的孩子面前，拥有绝对的权力。在摄像头的死角里，他们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王。孩子被推倒后的晕厥，孩子被塞芥末时的哭泣，孩子被绑在凳子上的无助，周围旁观的孩子们眼神里的惊恐，都成了让他们多享受一分“王的快感”的调料。
暴行的开始，或许是为了“管教孩子”，但在施虐的过程中，他们无疑体会到了暴行的快感，而异变成了“为了获得施暴的快感而施暴”的恶人。
这，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所展现的：“路西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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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虐童案的另一个虐心之处，在于“老师”们的集体参与。截止目前，有3人涉嫌虐童而被刑拘，但从越来越多曝光的视频来看，这是一次大范围的、人人有份的集体性施虐。
或许刚开始虐童的，只是个别的“老师”。但班级之间的串门，平时对于“教学方法”的沟通，让“经验”像瘟疫一般扩散。很快的，所有人都陷入了“集体性狂热”的状态，施虐的快感在群体行为里被进一步强化。同时，“法不责众”的臆想也升腾起来，为施虐者们的暴行提供了新的催化剂。
从性质而言，携程虐童案无疑比斯坦福监狱实验更恶劣。因为后者的情境设置里，囚犯是有罪的，狱警还能以“惩恶”作为施暴的借口；而前者的情境里，孩子们是无罪的，甚至还有“交了钱被服务”的义务。
从视频里身着黄衣服的某位施虐“老师”下跪着痛哭流涕地认罪表现来看，彼时的她，多少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罪不可恕；但在那之前，在虐童的过程之中，施虐群体内部是无法产生自我反思的理性情绪的。一方面，施虐过程的快感持续地麻痹并隔离施虐者自身的良知（如果有的话）；另一方面，“老师”们施虐行为的群体性也在反复地强化着个体行为合法性的假象。
再往深里看，“斯坦福监狱实验”所揭示的，其实是人性里隐藏的暴力冲动。这种暴力冲动，隐藏在人性的初始态中，在特定外因的情境下被释放出来。
是的，每个人都可以变成恶魔。只需要一点点权力，和一点点对自己的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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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是自古以来争议不断的哲学命题。
在中国的哲学体系里，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所言，“人性善恶”有三种理论，出自《告子章句上》：
第一种，人性无所谓善恶；第二种，人性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第三种，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恶。
告子认同第一种观点，在他看来，道德意识只是后来外界施加给人的，本质上并不存在善恶之分。但这个观点更多着眼于形而上的角度，在“虐童”这个具体的语境中，意义不大，故而先不谈。
在传统的说法里，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看似完全对立，其实不然。两者都属于三种分类中的第二种。孟子的“性善论”，和第二种的前一方面有点接近，即“人性可以从善”。荀子的“性恶论”，则和后者较为接近，即“人性可以从恶”。
孟子并不否认人性中存在恶的部分，他只是认为，“可以从恶的部分”，严格来说，并不是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也就是说，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统统不是人。在这里，孟子其实是通过定义的方式把恶从“人”这个概念上强行剥离了出去。实际上，即使是“不是人”的“恶人”，本质上也还是属于“人”的一种。
荀子同样不否认人性中存在善的部分。在他看来，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这就是“与生俱来的恶”；但是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
因此，如果细究的话，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的理论，并没有完全对立的冲突，人性中善恶并存，是为共识。差异仅在于，让人性中善的部分得到发展，是顺其自然地靠先天的本能，还是要靠后天的刻意引导，甚至是强制手段。
我支持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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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孟子说的没错，人固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这些都是本能里的一部分。但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所展示的一样，以暴力冲动为代表的负面因素，同样是人心的一部分。在顺其自然的方式下，善和恶最终孰高孰低，似乎得听天由命。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在五浊恶世的轮回里流转，由贪嗔痴所生的业障不断累积，每个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背负着我执和法我执的习气。在无明的状态下顺其自然，会让恶业随着轮回的流转不断地增长广大。
《国语》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有心向善者，不能只靠自觉。人的自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强大。一点微小的恶念，加上片刻的放纵，就足以让内心罪恶的魔鬼登堂入室。
我们所能依仗的，除了自发向善的信念外，唯有刻意建立的规则，和靠遵守规则所固化下来的习惯。
外部的规则，比如法律。虐童者入刑，且从严量刑，是抵抗恶行的最坚固的防线。
个人的规则，比如佛教徒的持五戒：杀、盗、淫、妄、酒。持戒作为六度之一，自有其深意。
非佛教徒的个人规则，则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始终记得，小恶会瞬间增长成大恶。在法律边界之外的规则，同样需要遵守。
比如，发现一条可以绕过收费处直接进入动物园的小路，不要去走，老老实实买票进园；
比如，看到别人做微商卖假货赚了大钱，不要眼红，老老实实赚自己微薄的安心钱；
比如，买东西找零时发现商家多找了五十块，不要偷着乐，老老实实把钱还回去；
比如，心情不好时看到路边流浪的野猫，不要冲上去踹一脚，老老实实地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
这些，都是自律的一部分。自律的意义，不是自媒体上到处鼓吹的“为了成功”，而是——
从善去恶。
靠法律约束恶人，靠自律约束自己。
愿我们有生之年，都能始终保护着我们所爱的人。
文 | 乐之读 | 简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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