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介入生活与现实主义的勃兴
2018-10-20 11:00刘小波、童剑
国家大计在文学中也多有呈现，如“一带一路倡议”。巴陇锋的《丝路情缘》是中国丝路题材长篇小说的先声之作。作品讲述美丽精灵“小吃货”、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汉族少女雅诗儿及富豪男友组织车队从阿斯塔纳逆丝路一路向东所经历的故事。作品内容丰富，时尚、清新，具有浓郁的地域气息和时代风貌，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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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波 童剑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小说的不断引入，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一系列的文体实验、形式探索和技法创新，怎样写而非写什么成了小说家们关注的焦点。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的衰落，很多小说沦为空洞的文本，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近几年这些弊病有所缓解，现实主义书写开始复兴并呈现爆发的态势，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成绩更为突出，“现实主义题材也成为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选择”a。在如何对现实发言，如何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回应方面，作家们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雷达分析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时指出，“在当下，人们迫切需要长篇小说能对现实发言。这是时代的需要。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文学被全民关注的程度明显在减弱，如果文学不能‘亲近和触及许多现实问题，例如生存艰辛、生态恶化、贪污腐败、资源短缺、精神困境等等，就不可能被广大民众所重视”b。虽然实现这样的目标有难度，但是许多作家在这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对上述现实问题都有所亲近，并进行了有益探索。
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在继承与突破、诠释与重塑文学经典的努力中，展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多元化的创作气息。作家在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用文学对话时代、唤醒人类共通情感和价值判断的主动探寻中，体现出了强烈的激情与现实主义关照。总体来看，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总体特征是以现实书写为主，这种书写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磅礴力量，这正是作家对被普遍诟病的当代文学创作脱离现实的有力回应。当前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旋律书写有了新面貌，对很多重大现实事件都有文学的表达；二是对城乡空间进行深入挖掘，城乡书写有了新的思路；三是战争书写有了新的动向，战争历史题材书写既缅怀历史，更回应当下，出现了很多新的篇章，可谓达到新的高度；四是批判现实主义依旧流行，作家们不光介入现实，还对现实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具有新的力度；五是除了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关注，作家们对心灵世界的探幽进行了新的尝试，出现了很多探讨灵魂世界的作品；六是一些反现实的现实书写也通过作家创造的现实对时代予以表达关照。总之，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题材纷呈，但几乎处处介入生活，全面围绕现實展开，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面貌以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现实描摹中体现了文学书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一、主旋律书写新态势
近年来，作家们对时代发展主旋律有着高度敏感，宏大题材的主旋律书写在近几年涌现出了较多的作品，事关国家发展大计与时代主流价值的重大事件都有文学表达。如“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倡议”“香港回归”等重大现实事件都有文学表达，对一些重要成就以及英雄人物也有文学的讴歌与赞美，同时，主旋律书写大情怀与小情怀并行不悖，主旋律书写呈现出了新的态势。
“精准扶贫”是近年主旋律书写的一大亮点。红日的《驻村笔记》将笔触伸向具体的扶贫场面。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讲述毛志平一行人驻村扶贫的实录，反映了如火如荼的贫困村扶贫场景。小说有矛盾、有冲突，有思索，更有千方百计解决贫困村问题的决心与努力。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讲述青年干部李光荣下乡进行文化扶贫的故事。小说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描述扶贫的具体过程，而是对乡土人情有着深入刻画，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反映了农村的新风貌。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既是生态主题的小说，也是一部扶贫题材作品，描写了白羊峪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的生动画面，塑造了范少山这一新时代的农民形象，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脱贫致富有机结合。小说在叙述上也很有特色，极具北方乡土气息，采用多维叙事，塑造了鲜活的立体人物。何开纯的《桃园兄弟》讲述了一个本土化的乡村扶贫故事。小说描写了川黔交界处大山褶皱里的桃花村这一“贫困村”脱贫的故事，塑造了贾半仙这一鲜活人物，他在扶贫政策的指引下，从一个“江湖术士”成为村里致富的带头人，小说“精准扶贫”的主题十分鲜明，在人物塑造与语言编织上却不失文学性。贺享雍的纪实作品《大国扶贫》更是将这一主题进一步深化。
国家大计在文学中也多有呈现，如“一带一路倡议”。巴陇锋的《丝路情缘》是中国丝路题材长篇小说的先声之作。作品讲述美丽精灵“小吃货”、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汉族少女雅诗儿及富豪男友组织车队从阿斯塔纳逆丝路一路向东所经历的故事。作品内容丰富，时尚、清新，具有浓郁的地域气息和时代风貌，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见证。于强的《丝路碧海情》以泉州九日山下丰州古城为背景，反映明代永乐初年泉州人为了寻求“海上丝路”之梦，排除各种阻力和艰险，前赴后继，在开展南洋番邦贸易中，与大海产生的情结和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中国科技成就的展示也是主旋律书写的一个方面。宁肯的《中关村笔记》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了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故事。该书以人物描写为主要叙事线索，选取了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科学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非虚构书写，展现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也讴歌了科技战线上的杰出人物为助推大国崛起表现出的风采。
朱秀海的《乔家大院》 （第二部），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图谋破产的大历史为背景，讲述一代民族金融精英、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第五代传人乔映霁为实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梦，全力推动民族金融变革，探索中国工商业和金融业走向现代化之路的经历。小说生动描绘了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民族工商业者的民族大义，深刻发掘了中国商道中诚信经营、以商救国、以商富民的文化精神。李铁的《热流》、陈刚的《卧槽马》也聚焦民族工业，书写中国工业成长史。
主旋律书写对一些历史重要节点以及英雄人物也有关注。黄亚洲的《红船》再现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党的精神。张新科的《苍茫大地》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着力塑造了共产党人许子鹤这一典型的英雄形象。刘荣书的《党小组》讲述了一段红色档案转移的故事，塑造了一批英雄的共产党人形象。张强和李康合著的《我的1997》以内地和香港20年的岁月变迁为背景，以高建国和安慧一段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讲述特殊的时代环境下一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年轻人奋斗的历程，反映香港回归之后的巨大发展成就。
除了国家大计，一些民生主题也在近几年的小说中呈现。如《天黑得很慢》c聚焦养老问题，《小舍得》d《藤校逐梦》e等小说反思教育问题，《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f书写乡村医疗的现状，《灭籍记》g讨论户籍问题，《刺》h直指校园、职场、网络的暴力书写。
这些主旋律书写在彰显大情怀的同时也兼顾普通个体的小情怀，以小见大反映时代发展。后现代社会削平深度，文学仍在坚守，弘扬主旋律，讴歌正能量的作品不断涌现，具有时代感的宏大书写正是最具深度的表现。不过，近几年偶有作品表现出了主题先行的意味，应制写作有抬头的趋势，值得作家警惕。
二、城乡空间书写新思路
城乡书写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母题。“一直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都是作家笔下关注的对象，城乡空间变奏成为21世纪以来文学表达的重要母题之一”i。这种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书写既有矛盾展现，更有和解之道。近几年的城乡书写为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并非呈现城乡的二元对立，而是描绘各自的优劣，探寻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之道。近几年的长篇小说中的城乡空间书写，既有乡村风俗的生动画卷，也有大都市的纸醉金迷带给乡村的冲击；既有日常生活的描摹，也有人性深处的反思。
李佩甫的《平原客》既是反腐小说，也是一部探寻城乡关系的作品。主人公李德林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城乡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城愁与乡愁。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讲述，回溯了宏阳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欺骗之术，成为镇上“名人”的经历，由此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众多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表现了对乡村破败的隐忧。《年轻正气》j以青年返乡视角书写乡村权力问题。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塑造了梁光正这一中国普通农民形象，通过梁光正的寻亲之路，回顾了中国农村的变迁史，也书写了农村当下的现状，特别是对中国式父子（女）关系的书写极具典型性。作者梁鸿对描写的这片土地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观察、思考和书写，是再一次扎根大地和深度介入现实的写作。陈仓的《后土寺》延续其农民进城的书写，聚焦城乡矛盾，讲述父亲与儿子两人进城的际遇，是一部深描现实的作品，在反映城乡矛盾的时候努力探询和解之道。王妹英的《得城记》与之类似。
城乡历史风貌是作家常见的书写。付秀瑩的《陌上》反应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格非的《望春风》k则描摹写乡村破败的一面。赵献涛的《村官》是一部反映农村历史变迁的小说。小说从新中国成立写到当下，几十年的乡村社会变迁在小说中一一展现。小说不仅写出了各个时期的乡村风俗，而且富有乡村“史传”的特性。《老实街》l书写城市化浪潮，同时也书写了宝贵精神的传承。
城市书写方面，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以乌托邦的形式书写了一个虚拟城市的种种弊病，涉及生态环境、人工智能、人类精神世界等诸多命题。这个虚拟世界的很多景象既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也是对现实世界假丑恶的批判。但晓航在小说末尾加上了光明的尾巴，“善在这个城市重生，道德开始宽广的复苏”，这既是一种期许，又是一种乌托邦情愫。禹风的《魔都装修故事》通过住房装修这一城市常见的事件来书写城市人的生存现状，既描写了装修工人这一类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也描写了城市中产阶层所面临的诸多生存困境。故事在冲突即将发生的时候终止了，留下了诸多的余味。
城乡生态环境是城乡空间的基本立足点。城市化进程中对乡村生态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对生态环境恶化带给人类的伤痛也有所体现。如《金谷银山》既有黑羊峪的教训书写，也有白羊峪绿色发展的书写；钟正林的《水要说话》也是一部关于生态环境恶化带给人类伤痛的作品。与此同时，也有作品反映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如《从未走远》m就贯穿了环境就是民生的理念。
底层写作是城乡书写的另一选题。底层是城乡一个重要的空间场域，关于底层的书写也是关于城乡空间的探讨。贺享雍的《盛世小民》就是对现实、对底层的关注。小说通过一位父亲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为儿子换取一套住房的极端书写，反映了农民工、房价和当前社会的婚姻观等诸多现实问题。李师江的《中文系2：非比寻常》书写的底层人物是新时期的零余者形象。描写叙述者从中文系毕业后步入职场的经历，这种悲观、格格不入的心态与畸形的职场社会有关，如官本位、阶层差别、职场争斗等。李师江冷静的描摹中隐含着一定的力道，有微言大义的意味。
李亚的《花好月圆》是透过历史的风云来展现底层的生活。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也是这样的策略，小说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通过宋没用的人生经历，折射了一代人的历史，甚至一座城市的历史。陈彦的《主角》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底层书写风格。小说仍以作者熟悉的戏剧界为题材，延续作者一贯以小人物为中心、为底层人物立传的写作模式，刻画了一代秦腔传奇人物——金皇后忆秦娥这一形象。虽然后来忆秦娥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刚进剧院的她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底层人物，从事帮厨、喂猪的工作，住在灶门口，拜师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等等。除了忆秦娥外，小说还涉及上百个人物，这些人物很多都在底层，陈彦对他们也有精彩刻画。
婚恋书写也是城乡空间书写的重要部分。中国式婚姻关系历来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近几年，许多作品都聚焦到这一点上，透过书写婚姻关系来透析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精神层面的变迁。《奔月》n《复调婚姻》o《光禄坊三号》p《春困》q 《我是你的谁》r 《思南》s等都是这样的文本。鲁敏的《奔月》将逃离婚姻这一牢笼的书写推向了极致。张五毛的《春困》书写了中国式婚姻悲剧，叙述大城市里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和逃离之后仍然无法摆脱的悲哀。陈庆予的《我是你的谁》塑造了刘美美这一形象，将失败的婚姻给下一代带来的伤痛表现得十分到位。还有很多文本不是以婚恋为主题，但也涉及婚姻关系的思考。如李佩甫的《平原客》中，李德林走向歧途的根本原因就是婚姻出了问题。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也有很多婚姻问题书写，尤其是孟有纪的婚内出轨行为直接指向这一书写。乔叶的《藏珠记》则书写了一个长寿女性的故事，她的人生穿越了千年，从唐朝活到当下，不过这只是一个引子，故事的核心是她当下的爱情故事。宋尾《完美的七天》描写了一段只有七天的短暂婚姻，对现代人关于婚姻的焦虑表露出来。对婚姻问题的关注是作家关注现实的直接体现，尤其是中国当前的婚姻夹杂着源于时代突变所包含的阶层地位、经济利益、生育观念等诸多因素，而由婚姻问题直接关联的其实是人在现实中的处境，以及社会大变迁对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冲击。通过“小家”来关照“大家”其实是作家在创作中对现实关注的策略。
此外，姚鄂梅《贴地飞行》中的流徒书写，王祥夫《米谷》中乡村少女进城的苦难遭遇，麦子杨《可口与可乐》中的北漂书写，贺享雍《大城小城》笔下的农民进城奋斗史书写等，既是关于底层的书写，也是关于城乡空间的书写。
城乡空间书写，细致描摹了一幅幅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百态图，既有生存空间、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的描写，也有情感、伦理、精神的书写。芸芸众生的生存空间、奋斗打拼、情爱婚恋、精神面貌等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精彩的呈现，这正是文学拉近与现实的距离、深度介入生活的最好例证。
三、 战争历史书写新高度
战争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近几年中国长篇小说中的战争书写集中爆发，以战争为主题和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集中呈现。这些战争小说在延续之前的书写模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与一般作品单纯的爱恨情仇的情感抒发和平铺直叙的描写有了很大差异，在融进爱情、人性、历史、文化等多元素的同时，其内容更多，叙述线更密，韵味也就更丰富。当前的战争书写整体而言是从正面的战争场面描写转向了战争中的人与情的书写，将人物的命运放置在战争的背景之下进行展现，很多时候战争只是作为影子或陪衬存在，这样的战争书写在近几年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胡学文的《血梅花》从人类的高度关照人性，书写战争。赵本夫《天漏邑》中的主要线索是民间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爱恨情仇。徐贵祥的《对阵》对地域抗战书写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张翎的《劳燕》以战争为切口书写女性命运，探寻人性的复杂性。范稳的《重庆之眼》则在书写“重庆大轰炸”的大背景中展现普通人的爱恨情仇，以及当下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王雨的《碑》与之相仿并延续了作者前几部作品的故事，讲述了重庆从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段时期的城市风貌和重庆人在那个年代的精神面貌。作品张弛有度，虽有战争背景，却不正面呈现，整个故事以人物的感情线串起时代的变迁，塑造了独特的“精神堡垒”和民族魂。李明忠的《安居古城》以重庆西部的安居古城为背景展开，既是一部壮美的抗战史诗，也是川东抗战时期的一幅动人的民俗风情画。叶兆言的《刻骨铭心》从当下出发，走进“黄金十年”及“八年抗战”时期的南京。小说让历史事件虚化后退，将焦点聚焦于个体生命在大时代波浪翻滚下的命运起伏和生存处境，勾画了一幅个体生命与混乱时代相互交融、激荡飘摇的风俗世情画卷。
战争题材有时候也成为成熟作家寻求突破的权宜策略。严歌苓的写作涉及很多宏大的主题，其中《金陵十三钗》《毕业歌》都与战争相关，《芳华》中的“对越反击战”则在无声无息中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芳华》从侧面写到了战争，战争书写与人性反思结合在一起。战争书写在近几年还出现了新的切入点和新的视角。陈正荣的《紫金草》是关于抗日战争的书写，在视角选择上以参与过战争的日本士兵的视角来反思这场侵略战争。陶纯的《浪漫沧桑》涉及战争、谍战、爱情，但写作上没有落入俗套，将个人情爱放置在时代的风云之中，将情感纠葛、命运沉浮和个人成长与大时代挂钩。胡西淳的《西皮流水》讲述了抗战时期名伶刺杀日本军官的传奇故事，将民间传奇书写与战争书写融合起来。陈河的《外苏河之战》继续延续其海外华人战争书写，并将青年个体成长融入其中。
除了战争书写，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也有新的突破，这些作品大都是透过历史回应当下。刘庆的《唇典》以一个长着一双猫眼的“命定”萨满的视角，在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初期的漫长时间跨度里展开叙述，描绘出东北东部山区一个叫做白瓦镇的满汉杂处之地的众多人物的命运沉浮，全景再现了二十世纪东北地区跌宕起伏的社会变迁史。宗璞的《北归记》是其“野葫芦引”四部曲的收官之作，讲述南迁知识分子的回归之旅。小说深度介入历史，书写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与坚守。卢一萍的《白山》也与历史有关，作者并不简单的书写历史，而是以极富个人化的方式挖掘出历史与人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贾平凹的《山本》以历史为契机，为秦岭撰志，为民族写史，书写历史境遇中的百姓挣扎。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则书写个体的历史，作品书写了主人公“老十哥”革命、反腐、退休的一生，展现了一位典型黄冈人一辈子的命运，通过修组织史、修族谱两条线索来彰显历史的意味。其他还有葛亮的《北鸢》聚焦一段历史时期，修白的《金川河》，历史跨度近百年，书写了个体的创伤记忆；肖克凡的《旧租界》，通过几代人的历史际遇书写来记录时代，等等。这些作品将历史经验予以重写，对当代社会有一定警示作用。
总体来看，这些战争历史题材的书写较之以前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宏大叙事中的小情致描写十分精致，不同于一般的教科書式的道德说教或者全知视角的冷峻呈现，很多小说都有极佳的精致细节。当然，历史书写也需要反思，历史事件的明示凸显的是一种时代感，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可是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历史和时代？正如黄德海所言，“对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性作品来说，似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骇人的、被称为时代的怪物。这个怪物会撕咬人的每个具体感受，并且粗鲁地把一切具体装进它的外衣”t。时代感的凸显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正是时代这一怪物的存在，使得作家们的创作不得不围绕着时代转，于是出现了大量雷同的书写，如抗战书写、“文革”书写、知青写作、改革开放书写，等等。当大量具有时代感的历史节点在文学作品中被不断演绎，许多作品都选择历史切入书写时代故事的时候就更值得作家反省。
四、 现实批判新力度
深度介入现实必然少不了批判，现实批判书写是近几年长篇小说的又一特征。作者介入现实并不仅仅是呈现，很多作者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现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对官场腐败、高校怪相、社会乱象都进行了深度书写，对现实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很多作家聚焦个体自我认知，剖析反思自己。
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将反腐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同名电视剧的播出，关于反腐题材的作品也火起来，从高官到底层官员的腐败落马都有所展现，通过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作品对人性也进行了深度开掘。《人民的名义》出版之后，有很多作品也涉猎于此，如李佩甫的《平原客》、杨少衡的《风口浪尖》、钱佐扬的《昙花》都涉及高官腐败；马笑泉的《迷城》、李骏虎的《浮云》则描摹县级官场，书写基层的腐败，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疯狂举动。红日的《驻村笔记》虽是一步聚焦脱贫攻坚的作品，但同时也是一部反映基层腐败的作品，这里的腐败既有个人利益的获取，也有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
高校也是腐败容易滋生之地，文学对此也十分警觉，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反映高校现状的作品。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以自己的工作环境为切入，作品以一种冷夸张的叙述方式表现出他对现实的批判，在延续神性写作的同时，在作品中加入了对现实的描摹，并对现实进行深度介入，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揭露生活现实，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当下学术界在体制化、功利化的驱动下的种种丑态。如一些实力派民间艺人在单位里的步履维艰，甚至有人选择轻生，而一个不能挑大梁的小角色却能独步青云，等等。
秉持“神实主义”的阎连科也向现实主义回归，其《速求共眠》就十分温和地回到现实主义。阎连科认为，“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但绝不排斥现实主义，它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u。马原的《黄棠一家》是一部深入现实的作品，小说反映当下中产阶层的生存状况，涉及官场、商界、疾病、婚姻等多种现实主题，是马原由先锋转向现实的作品。小说书写了时代震荡带给人们的伤痛，尤其反思了命运的荒诞性。刘震云的小说一直以来都对现实有着深度的批判，《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依旧如此。小说将四个看似不相关联的故事用腐败现象这一条线串联起来，既有底层书写，也有腐败现象的描写，还有人性恶的批判，在现实与荒诞的统一下所指的问题都很具体，如妇女拐卖、骗婚、官员的腐败等，作者用幽默的腔调对当下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现实批判很多时候与人性探询密不可分。几乎所有题材的小说最终都将笔触伸向了人性深处，还有很多小说甚至直接立意于此。安昌河的《羞耻帖》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对人性的忧患和呼唤，小说把人性的范围扩大了，其人性即涵盖了对社会中的美好事物的追求，也包括贪污腐败等丑恶面，共同组成了人性的全部。因此，安昌河的人性批判就不同于一般的人性丑恶，还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恶。庞余亮的《有的人》有多条故事线：“我”的文学梦、在高家庄的挂职、死于暴力的诗友张皮、“我”的上访以及“我”的爱情婚姻与家庭……庞余亮用多种手法、多种人称以及多种身份的交叉叙述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充满人性的悲凉，也丰盈了人生的光华，所有这些都最终复归到人性。须一瓜的《双眼台风》用精致的细节构筑起精彩绝妙的故事，同时也不断伸向人性的深处，将人性探询纵深化。其中的人物鲍雪飞因为对权力欲望的贪恋与固守，才会一错再错，无法收手。小说用悬疑的故事、跌宕的情节、纠葛的情感来反映现实，探询幽微的人性，不断思索罪与罚、善与恶、正与邪等等看似截然对立却又彼此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可以说须一瓜的小说将人性探询纵深化了。道义与法律、感性与理性、犯错与忏悔是须一瓜作品中不断涉及的问题，她的书写不回避道德与同情，但不悬置理性与法律，对现实有一种警示作用。
作家们除了批判现实，也反思自我。近几年有一大批具有元小说性质的以作家为中心的小说出现，聚焦个体自我认知，反思剖析自我。陈继明的《七步镇》、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周涛的《西行记》、田耳的《下落不明》等都有这样的意味。
近几年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其写作无论是采用现实的直接描摹，还是用荒诞、神实、反现实、非自然等艺术笔法，抑或是使用黑色幽默、非虚构等技法，其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现实，深度介入现世生活的。但小说不可能是绝对的零度风格，仍然具有叙事伦理和无法摆脱道德说教的一面。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实际上也显示出作家们的一种叙事伦理，批判也好、启蒙也罢，抑或自我剖析，都是对现实的深度介入，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向往。
五、 心灵探幽新尝试
除了对物质层面的现实关注，近几年的很多作品更加关注人的精神层面，探询灵魂深处的秘密。很多作家对心灵世界的探寻关注都进行了新的尝试，不少作品从形而下走上形而上，以探询个体心灵的密码。如晓航《游戏是不能忘记的》，里面就有很多内容是涉及心灵救赎与忏悔；石一枫的《心灵外史》，更是这一领域书写的典型。《心灵外史》讲述少年杨麦父母离异，家人将他托付了给一个被称作“大姨妈”的女人。在照料杨麦的同时，“大姨妈”也向他展开了一个离奇古怪的世界：气功、传销、家庭教会……“大姨妈”深陷于渴望相信什么但却无可相信的困境之中，她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异于常人，也越来越无法适应令她饱受创痛的现实世界，最终走向了自我放逐。而杨麦在长大成人之后，虽然选择了主流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但却无法真正解决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心理危机，并且得上了焦虑症。石一枫在小说中的种种描写，都是对心灵世界的追逐与探索。
徐兆寿的《鸠摩罗什》描绘了南北朝时期一代高僧鸠摩罗什如何来到中国传播大乘佛教的人生历程，用小说的方式揭示了鸠摩罗什如何将佛教与儒、道两家融合，并使其走进寻常百姓的精神生活。徐兆寿以主副两条线索贯穿始终，通过对千古高僧鸠摩罗什一生的叙述，完整而客观地讲述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小说既是鸠摩罗什一生的传奇书写，也是一场精神巡回之旅，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佛教与佛法正是精神层面的追求。
朱山坡的《馬强壮精神自传》原名《我的精神，病了》，讲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小说通过《新华字典》这一特殊的事物生发出一系列的精神指向，主人公马强壮为我们揭开了绝望的内心深处隐藏的真实境遇，敞开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灶，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探寻心灵世界的佳作。默音的《甲马》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更是一部心灵史。全书以“甲马”贯穿始终，但谈的却是“记忆”。小说时空跨越西南联大、知青们的景洪农场、千禧年之前的上海。在交叉叙述的三段时空中，谢晔一路找寻，既是找寻逝去的时间，也是寻求当下的心灵慰藉。默音将自己的气息植入一部怪异的小说，在这个故事里既有奇想异思，也有属于人间的温度，仿佛架空的世界就在迎面而来的风里，又仿佛在梦里的镜中照见自己。
其他作品对心灵世界的关注也很多。陆天明的《幸存者》讲述主人公谢平等人守望理想，在荆棘与坎坷中前行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坚守。小说保持了作者陆天明一贯的“勇为天下先”的气度和情怀，以历史为鉴，以青春为旗，讲述了一代人在时代浮沉下的追求与探索，更是一部关乎心灵世界的小说。李陀的《无名指》不仅探询人的心灵问题，而且关注人的精神层面，从形而上的层面思索人为什么活着。苒苒追求出家学佛的生活，杨医生面对不同的人进行的心理咨询，这些描述都指向心理问题和灵魂层面。金宇澄的《回望》既是回望逝去的历史，也是从精神层面进行书写，探索人的精神追求与灵魂世界。蔡天新的《研究生》描写了1980年代的社会生活，充满了理想主义，探询那个时代饱满的精神世界。鲍贝的《出西藏记》也有很多是关于心灵书写的，从题目本身看就与《出埃及记》类似，小说中关于白马旺姆等信徒的书写更是对心灵世界的一次探询。姜玉琴的《断翅》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写，通过女性视角，演绎当下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灵魂拷问。范迁的《锦瑟》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真。作家们从事的是精神意义上的创造，可以说所有的作品最终都指向精神层面的探讨，而近几年这些以精神为母题的书写显得更为明显，体现了作家们探寻心灵世界新的尝试。
六、反现实书写新探索
现实主义的源流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关注和焦虑，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也会有“反现实”的书写，这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可以创造出艺术层面的现实。当下很多长篇小说虽是现实主义题材书写，但也部分呈现出了反现实的一面。如《劳燕》的叙述者是亡灵；胡迁的《牛蛙》中，表姐嫁给了牛蛙；《藏珠记》中的女主人公从唐朝活到现在；《复调婚姻》中，出现了刘光华现世的一家三代的婚姻爱情故事和他死去后在阴间的“一生”这两条线索；《速求共眠》中上演了一幕幕荒诞戏，可谓完全打破了生活的常规，甚至突破了艺术的规约性；《太阳深处的火焰》仍有红柯一贯的神性书写；《唇典》中的引子部分，开篇就是“我能看见鬼”，全文涉及的萨满作法等原生态书写也有非自然叙事的特点；《甲马》中利用“甲马”纸操控他人的记忆和梦境，其书写同样具有反现实的一面。残雪的《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中的等情节。《山本》开篇的通龙脉的三分胭脂地与最终的应验，如此种种，都是现实主义书写中的非现实的一面。
反现实的书写往往还以寓言的形式呈现。《天漏邑》中情节奇谲、人物生动，整个故事悬疑丛生，充满了非自然叙事与反现实书写，创建了一个关于自然与文明的寓言式社会。《白山》也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寓言式书写。作品用新历史主义的态度、非自然的叙述方式以及反讽技巧书写了一个关于个体、历史、民族的寓言。《羞耻帖》中的梅花贴，也是一种寓言化的表达方式，作品中的梅花帖与罪恶欲望等都有关联。李唐的《身外之海》也是一部反现实书写的作品，小说着力书写了会说话的狼这一情节，这种将动物异化为人的反异化书写颇有意味。异化书写在文学中较为常见，这是对时代反思最好的手段，卡夫卡将人变为甲壳虫开启了经典模式，被多次效仿，而在《身外之海》中，将动物异化为人，虽然在技术层面仅仅是一种反向模仿，但是深意无限，尤其是结合当下所处的时代，警示作用不言而喻。残雪的《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在整体上延续了一种反现实的实验性的书写，在小说中，残雪惯用的那些意象依旧存在，比如山上的小屋、厌世群体、鼠、蛇、蜥蜴、龟等动物，等等。小说的很多情节仍然具有超现实的意味，譬如依靠灵感采草药的书写，不断出现的巨蟒，超强的听力，与已死之人的碰面、男性短命的村子、枯井冒水等都是如此。
反现实书写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叙述视角的选择。陈应松的《还魂记》是亡灵视角，张好好的《布尔津光谱》有一个未出世的男婴爽东的视角和一只大灰猫的视角，黄孝阳的《众生·迷宫》以一个怪婴为视角，正是这样独特的视角选择，让作家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也让文本呈现出更多的艺术性和思想深度。
另外，当前文学的反现实书写还体现在小说技法的更新上。《众生·迷宫》 《灵的编年史》v《阅脑革命》w等小说无论是创作技法还是主题都与一般的小说有很大不同，表现了作家们的创作探索，但是最终还是回到现实，回到人文关怀，无论多么天马行空的表达，立足的还是人在现实中遭遇的各种问题。
主流叙事理论建立在模仿叙事的基础上，即这些叙事都受到外部世界可能或确实存在的事物的限制，它们所持的“模仿偏见”限制了理论自身的阐释力，而当代叙事学发展的新动向则是一种反模仿的极端叙事，即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述虽然有反现实的一面，但仍是立足于现实的书写，是艺术创造的另一现实。“艺术符号具有一定规约性，同时艺术符号又不断打破规约，挑战自我，完成自我的更新”x。在小说创作中，这种反规约主要通过非现实的表达得以实现。非现实表达具有多个同义语，如非自然叙述、反常识书写、超现实主义、神实主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非自然叙述方式。既然作家可以创造现实，就需要把握一定的度，需知过犹则不及，一旦过度就成了对现实的臆想。
结语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精彩纷呈，五花八门，现实主义的书写是其最重要的特征。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y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但仍流露出对现实主义的认可与期许。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者对文学的现实主义书写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文本呈现上也有所改观，“重要作家的创作及其变化，常常与这个时代的审美方式、想象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会影响一个时代的审美方向，同时，它也一定呼应着这个时代特定的生活方式，精神、语境和心理状态”z，现实主义书写的自觉正是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呼应。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城乡空间、战争历史、现实批判，还是心灵探幽、反现实的现实主义题材书写都指向现实、指向人性，是人性探询的多样化、纵深化的书写方式。这些书写将文学从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渐渐拉回现实，是深度介入的姿态，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复兴。
不过，现实主义在中国仍然并不乐观，有论者提出，“当前文学的现实书写存在一定問题，典型的表现是匮乏现实深度和精神高度，回到文学的现实关切，回到人道主义关怀，是当前中国文学最迫切的期待”@7。还有论者指出，“当下小说外在的繁盛掩盖着内在的衰弱，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疏离了自身的基本特性，淡化了对社会人生的全面深入的表现。目前小说创作的‘低谷期有一个内在的、重要的根源是，它逐渐疏离了自己的基本特性，不再能全面而深入地切入社会人生的‘腹部，不再能提供新的思想和审美形式…… 这种状态1990年代初期就已然出现，至今未见改观，甚至愈演愈烈”@8。对现实的描摹自然是作家们最主要的功课，这是希望文学履行它的介入功能。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深度介入现实的就是成功的作品，文学不是社会学文本，但很多作品成为了社会学文本，失去了美学性和艺术性。甚至部分作品踏上主题先行的老路，人物类型化、脸谱化，社会性盖过了文学本身的属性。
现实书写并非对生活的原样进行复制，而是提炼出生活性。当一大批作家进行文体实验、技法创新、模仿西方之后，开始了自我更新与完善。后现代小说远离生活，陷入自娱自乐、虚无缥缈的怪圈，现实主义正是对此有力的反驳。“现实主义，广义上是真实展现事物本来的样子，不能仅仅做到逼真，仅仅做到很像生活，或者同生活一样，而是具有生活性：页面上的生活，被最高的艺术带往不同可能的生活”@9。现实主义也并非只是一个文学术语、一个理论概念或者一种文化思潮，而是对现实、对生活、对社会，包括对精神层面的深度介入与直接打量。更重要的是，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同时都是伟大的形式主义者。这种生活性，让作家超越生活，成为生活自由的仆人。无论如何，中国的作家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开始切入生活，进行具有本土意识的创作。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全面介入生活，宏大主题、深刻反思、大部头之作不断涌现，呈现出一种接地气的写作态势。因此，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与关切让现实主义文学渐渐走上新的征途，必将在未来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注释】
a徐刚：《现实性、传奇或历史的“魅影”——2016年长篇小说概观》，《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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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周大新：《天黑得很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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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黄宗之、朱雪梅：《藤校逐梦》，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f残雪：《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花城》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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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张五毛：《春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r陈庆予：《我是你的谁》，《十月·长篇小说》2017年第2期。
s马拉：《思南》，《十月·长篇小说》2017年第4期。
t黄德海：《物质性时代的贫乏——奥吉亚斯牛圈之一》，《上海文化》2015年第5期。
u阎连科：《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
v霍香结：《灵的编年史》，《收获·长篇专号》2017年冬卷。
w陈承德：《阅脑革命》，《十月·长篇小说》2018年第1期。
x彭佳：《艺术的符号三性论》，《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
y[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1页。
z张学昕：《“原来如此等老生”——贾平凹的“世纪写作”》，《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
@7贺仲明：《现实主义、现实书写与本土意识》，《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8段崇轩：《小说文体与“总体性”思想——兼谈近期中短篇小说创作》，《当代文坛》2017年第6期。
@9[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