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改改你自己，再这样下去是不行了。”

　　说完这话不久，父亲走了。他预见了我的未来。

　　我困守于家中数月无所事事，除了陪母亲说说话。实际上我已经陷入生活的汪洋很久，失去了很多宝贵的，在这个世界上赖以为生的基本，比如婚姻、家庭、亲情、友情、甚至欲念。我明白失去的已经失去，并且必将失去一些注定要失去的东西，如果我找不到一种理由和确证，最后我必将失去自己。

　　我想起不知在哪儿看到的几句话：无数陌生的人们从我眼前走过，我不知道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背景，他们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他们要做什么？

　　深冬，在西部农村的这个集镇上，我没有碰到哪怕一双迟疑询问的眼神。讨价的农妇，乞食的孩子，神色机警的惯偷；小贩们尖厉的叫卖，木然的脸色，昏黄的太阳，悲哀的影子……游走的身影变幻出脚下某种疲沓又坚定的信心。

　　遵照医嘱，我挤过人流去给母亲买药。微胖的女店员从瓶子里往外数着色的药片。从开始对这些药物的绝对信任、依赖逐渐发展到怀疑到失去信心，这个过程经历了十年？二十年？抑或是更久。母亲的生命日渐衰微。生命由这些我们毫无了解的抽象的东西确保和延续，连生命本身似乎也不再具体真实。

　　“七十九块五”，微胖的女店员拨拉着算盘说。我说：“咋这么贵，一样的处方，正泰不才六十多吗？”她耷拉着眼皮一把将取好的药抓过去仍在桌子上，“那怎么不去买，心疼钱就别得病啊？”后边排队的人催促我要买就买不买就走。

　　我提着药回到街上。强迫自己相信这七十九块钱的药能延续母亲的生命。但是我怎么就丧失了信心呢？七十九块钱的药提在手上沉甸甸的。

　　那个头发花白的医生说，“用我配的药两个星期就有明显好转。”但第二个疗程没有吃完，母亲的病情反而加重。晚上她说胸闷得厉害，要我给三姐打电话。我打了电话，给她服了两粒心痛定。母亲躺在炕上呼吸很急促。我站在门口，没有拉亮电灯。时间过得很慢。

　　市里一个医院的心脏病专家在电话那头曾这样对我说：“赶紧来吧，一切都还来得及，目前这种病，手术是最有效的办法，除此而外，其他的一切药物治疗都是治表不治本！”我问他费用及成功率有多大。电话那头的口气很不满：“你们农村人，光想着钱，难道为省那点钱，就眼看着……”我打断他问有多大把握，他说：“百分之五十吧。”我说怎么这样低。他抬高声音:“你以为象你们拜神仙磕响头那样灵验啊,一声阿弥陀佛就百病免除长寿百岁，毕竟上了年纪，有体质上的因素，这是科学的严肃性，懂吗？科学…… ”

　　三姐和他的丈夫三小时后赶来，带了几盒药。三姐让母亲放宽心，说母亲的病都是心情不好的原因，这是她三年前就固有的观点，只是这次变得强烈起来。她的丈夫坐在炕上一直低头不语。

　　我没有提起做手术的事情。我记得我最后问那个专家“那点钱”具体是多少。他说，二三十万吧。网上有人拍卖自己为母治病，这是电视报道的，只可惜我不能摇身一变成为这个社会追猎的美色，其他的门路似乎没有，亲友避我如瘟疫。我所能做得似乎只剩下“眼睁睁地看着……”。

　　在这种对峙中金钱等于生命，拥有金钱，生命可以任意延长，换肾，换肺，换肝（专业术语应该叫做肝脏移植），生命如同一根橡皮筋被人为的拉扯，变形，扭曲，稀薄到不忍目睹。我不愿失去母亲，也不愿她看着我因无能痛苦而痛苦。

　　我碰到过另一些在金钱作用下被无限拉扯扭曲了的生命，即使虚弱到无任何承载，只要有呼吸，它们就继续被拉扯，这呼吸可能带来安慰馈赠，或其他。

　　生命是什么呢？　　

高贵的生命和卑贱的生命因为钱的缘故，后者犹如风中忽亮忽暗的灯烛，而前者得以苟延。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中讲道：“货币是人异化了的能力”，“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绝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为自己买到最美丽的女人，所以我并不丑；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良心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我也是受尊敬的。”

　　既然如此，生命还有无庄严的一面，如果有，是谁掌控了生杀予夺的权力？

　　大哥说，我是母亲的心病。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头奇怪的动物，做的事情毫无意义，连存在本身都是一个大笑话，极其不合常理。偶然一次我看到四姐的女儿在她的一则日记里这样写道：“舅舅没本事，是个平庸的人，他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和外婆相依为命……”

　　平庸，平庸象绞索一样长久地缠绕着我的脖子。我的生存状态由一个十二岁的人总结出来，我深切地感受到平庸的真实和残忍。脖子上的绳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

　　“不为别的，就算为妈着想，成个家吧！”三姐这样说，并张罗别人串说，去集镇上见面。那女人扫了我一眼，听了我对现状的陈述，她鄙夷的神情在拷问我：你能给我什么？凭什么？然后走了。

　　这是第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我悲哀地发觉爱情从很早就强烈的排斥着同甘共苦，家庭也成为一种纯目的的组合方式。

那些村妇的窃窃私语和诡谲的眼色一直跟随我的影子，她们象围猎一匹闯入街市的野兽一样追捕着我的全部日子。

　　“看，老海家的那老四，都三十好几了还没家没舍，不肖子啊，老海多有本事的人……老的没了，完蛋了……”并教诫孩子，“将来可别象他，不听管教……”

　　去年春天，地里的野草比人言更疯狂地生长，它们急速地漫过麦田，长满玉米地，我拼命的刈除那些杂草，希望能使庄稼保持住过去父亲经营下的长势，但是那些悄无声息的杂草最终使我感到无能为力。

　　秋末算帐的时候，除了开销，少有收成。村人摇头说：海家败了。

　　讨饭的乞丐经常敲开门说，儿子和儿媳妇赶他出来，好多天没吃饭了。母亲说给他两个馍吧。

　　送乞丐出来，又帮一名穿破棉袄的老汉将车子推上坡。大哥说，你这样的人怎么在社会上生存。

　　社会生活严格地遵循自然选择的法则。

　　新的价值观逐渐取代旧有秩序律令，强权、为我、谎言、谄媚，冷酷成为普世价值，善良真诚成为原罪，我再拿什么去拯救自己？

电视新闻中那名悲惨的采访对象对着镜头说：“没有什么能打败我，必须活下去。”积极进取一直是被鼓励的品质，但是纯粹的呼吸对我是一种自杀。

　　除了呼吸，人们似乎不再相信自己。

　　日子里的一些情形常使我吃惊，那些无所事事，心宽体胖，见风使舵，进谄献媚的生命，除了物质能量交换以外，再也别无其他内容，成为空负运转的机器。进食与排泄之间，生命的庄严痕迹渐渐消失，它们活着的理由仅仅是：我还活着，而他人死了。

　　这些平常日子里天经地义的现象带给我无限的悲哀，这些略带悲剧色彩的生活情节经常逼迫我思考一些问题。

　　但是确如有人所说：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无法理解深陷其中的人。何况诗人曾这样写道：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看你

　　我永远是一个旁观者和被观看的对象。

　　我计划卖掉老屋，但很不顺利。对于可能得到的那点钱，以及母亲的病，是首要考虑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想法。

　　十二月十二号下午，母亲让我去老宅那边看看是否有人偷砍了门前的树。

　　院子里沉寂破败，杂草长满甬道，屋墙上的泥土层层剥落，几只老鼠在枯草间飞窜。东屋的屋架开始慢慢解体，似乎表明了某种迹象。我在院子里徘徊半天，最终不能决定老屋的命运。无论卖与否，童年，少年的笑语都随同屋檐下的燕子早已不见了踪迹。炉內的冷灰如同凝结于相框里父亲的笑容。

　　一切都已走远，一切都已不能确证这个院落昔日的热闹，温暖，不能永远驻留一位伟大崇高的灵魂，也不能证明我存在的意义。

　　父亲的劝诫警告没能使我变成一头冷血的求生野兽，就象他没能改变自己的燃烧本性一样。母亲继续教给我善良的东西。

　　我还想拥有什么？

　　川端康成最后说：太拥塞了。

　　我分开人流，独处静默。

　　如果你爱我，老父亲，眠于天国的你，崇高的身影走过时空，给我力量，给我爱欲，使我有足够的勇力射杀邪恶的虐待，蔑视屈膝者，唾弃谄媚爬行的卑贱生命，能够真正的拥有我自己，带着母亲，带着我自己，带着您赐给我的天空和光荣，等待泪水打湿的日子里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