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世事很大程度上的误解是以为有个先后，其实不然，一切都是同时的。这个前提就是动机，是动机招致的必然结果。

比如炒股的动机都是投机心理，或许是最患得患失的一种金融投资行为，那个患得患失的“怕”也最为强烈。于是，利用各种途径来抵消这个“怕”，就是投资者的日常。换句话说，投资者会被“利好利差”的消息牵着走。

《易·系辞》所谓“动辄吉凶悔吝”，只要“动”，“吉”只占¼，剩下¾看命。所以，投资者只要“动起来”，能收获的只有¼，其余¾必然是亏的，于是，让投资者“动”，才是关键。

不要以为自己是跟着“利好利差”的消息赚的，实则赚的是同时“动”起来的那¾，不动割韭菜就没有下手处，一切消息都是为了让你“动”起来，而消息本身并不是目的。这就是为何“有人赚了以为是消息有用，有人赔了以为同样的消息没用”而争论不休的原因。所以，一般做长线的比较稳，因为这里的利害心相对要弱，而一般抱着“玩”的心态入市者反而容易赚，恰恰是因为那种“不在乎”，铁板一块，任何风吹草动都奈何不了他。

这种“玩”的心态屡试不爽，我有一朋友玩体彩盘感极佳，于是精密测算后，邀请我们团购玩大的，他每天算账公示支出，我就知道完蛋了，这些条框一定会影响他的感觉。后来果不其然，一个礼拜凑的钱都输完，自己还累得要死。现在他自己又恢复单身玩，就又恢复了盘感。

同样，投资股市若是以“玩”的心态来对待，十有八九你也是那¼。

子曰:“玩索而有得。”反过来，较真之失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玩”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但人自己不大容易注意到的是，自己其实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自己一动整个系统就都在动，所以事情永远不会按照自己的想象发展，那是不自觉把自己这个“变量”排除在外，但事情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动机发展。

动机是自己所希望的系统变化方向，但是系统有保持自己原有状态的性质，所以，个人的动机一定会被反弹。也就是说，人只有去适应系统的变化趋势，这就是机会，能抓住就是“时势造英雄”。

所以，从“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里能感受到些什么？《易·系辞》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那个“时”不到，憋死了多少英雄好汉。汉朝的贾谊和唐朝的李白就都栽在这上面，二人的结局已然注定，而明朝的姚广孝就“动”在了“时”上。

反过来看，“以不变应万变”却真是破局之道。“不变”的是原则，“变”的是各种表相，但这句话却常常被拿来诟病别人没主意。太多人只要摆他面前个不确定他的心就乱了，然后无论用多低级的骗术都能得手，这就是有些人看起来不可理喻的原因。

心动后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从这里看，无论讲什么道理是不是结局早已注定。

看不到结局实则是丧失了“观察者”的角度，身临其境后却又丧失了感受，只注重脑力。就像看电视，剧中人无论如何辩解自己的委屈，你也能一眼看穿这个人的问题。

所以，人所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审视自己的视角。所谓“卦者挂也”，《易》就是这样一种“观察自己”的镜子的功能，而“算”也只是“因果同时”——只要看问什么，就知道问的动机是什么，故而孔子所谓“不占而已矣”，荀子云:“善易者不卜。”

这个审视自己的位置，庄子称之为“天地”，所谓“无所逃于天地间”，庄子之厚重就在于天地间的每一处。于是不难发现，这个位置无论如何去设置，它总是相对的，就好比现在的摄像头，一旦到了盲区就可以为所欲为，无论这个摄像头的覆盖范围有多大，鼻子底下那点因为没角度就是照不到。反过来，只要管好了鼻子底下那点事，摄像头也就无所谓了，这种运作成本最低。

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策一出来，那个结局就注定了，再彪悍的严刑峻法也杜绝不了某些问题，因为那些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你规定酒驾量刑，他研究喝到不够量刑标准；你规定不能超速，他研究摄像头在哪；你规定禁止超载，他研究哪没有交警……

无论你怎么规定，总得有个标准，他就跟你擦着标准的边来，而且这种擦边因为需求旺盛往往能养活一群人，比如黄牛，如此以来，还会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本身不对吗？

放到个人的身上也是如此，一个人若是需要太多外部的硬性规定才能表面上安生下来，那是不行的。反过来看，只要在那些规定上不出纰漏，就会在其它的事上为所欲为，“故意不去违反规定”就是“机心”，“机心”起则居心叵测。

什么样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就是居心叵测的人，都让人看出了居心叵测还有什么不可测的；什么样的人最难看透，老实人，本无可看之处，又如何透得过去？

玩弄聪明者别人看到的不是那个“自以为的聪明”，而是那个“自以为”，一事“自以为”则事事“自以为”；

老实人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什么样的人或事一照就能照出来。

迷者一如六祖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