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曾抱怨说，最早的原告人数众多，却没有一个能站出来与他对簿公堂，“我只好对着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申辩，因为，没有人会进行回答”。
从他的抱怨中，我们也许能体会到苏格拉底被“造谣中伤”后的不满以及不得不与“看不见的对手”过招的那份无奈，然而我们却有可能感受不到，苏格拉底无法通过辩论分分钟就置原告于尴尬难堪甚至愚蠢可笑境地的那种遗憾。
苏格拉底热爱辩论，他在辩论中度过了一生，即使在被判死刑时，他都在快乐地怀想，“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继续永远地提问题，而且不可能再被人处死，因为他将会是不死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他的“对手”既有政治学家、工匠、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是智者（教师）。这些人中不乏一些有着“极高智慧声望”的人，而诗人美勒托也许算得上是最不顶用一个，他一次又一次地跳进苏格拉底挖的坑而不自知，实在是愚蠢可笑。难怪斯东说他“有点弱智，很容易受苏格拉底的摆布”（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
美勒托是后来的原告，除他之外，另外两个原告是阿尼图斯和尼孔。他们分别代表诗人、政治家和演说家——“如果确实的话，这意味着城里所有的头面人物都一起反对苏格拉底”（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可不知为什么，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我们只听到美勒托的发言。
他们指控苏格拉底有罪：“他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神。”
这条指控同样也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苏格拉底“腐蚀青年人的心灵”；二是苏格拉底“相信自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神”。
“让我们逐一加以考察”，苏格拉底说。“首先，这条指控说我犯了腐蚀青年的罪行。”
“但是我要说，先生们，美勒托犯了罪过，因为他用轻率的态度对待一桩严肃的事情，用一些琐屑的理由把人们召来参加审判，还对他从来不感兴趣的事装出一付关切焦虑的模样。我会试着证明这一点，直到你们满意为止。”带着这个目的，苏格拉底开始诘问“具有高度道德原则的爱国者”美勒托，“谁在使青年人学好？”美勒托最初回答说是法官，后来在苏格拉底的步步紧逼下，美勒托不得不说，除了苏格拉底之外，“所有雅典人都在使青年人学好”。
这个结论过于极端，很容易被推翻：苏格拉底只需找到除他之外的另一个人，这个人并不关心青年就可以了。这个人就是美勒托。苏格拉底接下来开始证明美勒托对他“腐蚀青年”这件事（假设真有这回事的话）“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兴趣”。他先指出，没有人愿意住在一个坏的社团里，所以他不可能愚蠢到（“有意地”）去败坏他的同胞以使自己冒着从同胞哪里受到伤害的危险，然后，剩下的可能情况就是，他要么没有腐蚀青年，要么是无意中腐蚀了青年，不论是那种情况，美勒托的指控都是不成立。因为如果是后者，美勒托应该教导他，而不是起诉他。但是，“你（美勒托）过去故意回避我，不肯启发我，现在却把我带到这个法庭上来，这个地方是那些需要接受惩罚的人要来的，而不是那些需要启发的人要来的”。
至此，苏格拉底又一次成功地反转了“剧情”：不是我苏格拉底有罪，你美勒托才是真正“犯了罪过”。
苏格拉底对这部分指控的申辩在逻辑上似乎没什么问题：他给出了两个不相容选择——要么没有败坏青年，要么败坏青年；对于后者，他又区分了两种不同情况——要么有意败坏青年，要么无意败坏青年，然后他证明自己不可能有意败坏青年，而如果他是无意的，那么该负责任的应该是原告，而不是我苏格拉底。总而言之，不论哪种情况，对苏格拉底来说，要么不可能，要么不是他的错。
然而，逻辑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即便苏格拉底把事实问题——是否败坏青年——偷换成动机问题——是否有意败坏青年——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不能逃避这样一个事实：他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并没有败坏青年或者证明原告的证据不充分；而苏格拉底指出（即使证明）美勒托“犯了罪过”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如果美勒托真如苏格拉底所说“犯了罪过”，那也是另一回事，应做另案处理，并不能因此就证明苏格拉底没有罪。
更重要的是，“腐蚀”青年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很难判断苏格拉底和原告之间的是非对错。起诉状中用的“腐蚀”一词的意思是指毁坏、勾引或者导入歧途。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用“腐蚀”来指在政治上把人导入歧途。而根据色诺芬的著作，原告说苏格拉底“教导他的友伴”蔑视雅典的法律，引导他们“轻视既有体制，使得他们狂暴起来，并且举证说，克里蒂亚斯和阿尔西比亚德斯就是被苏格拉底所腐蚀了的青年，其中克里蒂亚斯“以贪婪和暴力著称”，而阿尔西比亚德斯则“放肆横蛮，无出其右”。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苏格拉底其实是反民主的，并把他的王政思想传授给他的各派追随者，使得“他们对民主政体都抱不屑的或蔑视的态度”。斯东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使得苏格拉底最后惹来麻烦的是他的政治观点，不是他的哲学观点或者神学观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苏格拉底在这里的申辩——没有人愿意冒着被伤害的危险去腐蚀他的同胞——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当他去“腐蚀”那些青年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生活在被“腐蚀”了的同胞中间甚至希望生活在一个被“‘哲学家国王’绝对统治”的乌托邦中的；另外指责美勒托没有“启发”他也同样没有根据：正如你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你也不可能改变一个不愿改变的人（其实美诺和阿尼图斯曾经都提醒甚至警告过他，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