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契约
《利维坦》这本书认为，由于人类的本能，不相互信任，彼此猜忌，极易导致“公地悲剧”的产生，想象一下中国式赛车和插队是怎么上演的就会欣然接受《利维坦》中的观点。
但是如果有一个公约，也就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就能够改变“战争状态”。这种公约是与一个国家签订的。
而一旦公约有了，必定需要一个执行者，那么人们就会将执行公约的权力交到一位执政者的手中，大家一致推选出一位首领，服从这位首领的决策，这是另外一个契约。
但是这样一位首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权者，可以决定对公约的解读和执行，那么也意味着他的权力将会无限的膨胀，而缺乏束缚，成为了绝对的权威。
洛克认为没有人可以肆无忌惮的行使他的权力，作为一个仲裁者，人们有权力在他执行不公正时，反对他。
所以无论是霍布斯的专制主义还是洛克的自由主义，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承认社会应该有一个契约。
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形式，这种形式使得用全体的力量来保障它的全体成员的人身和财富，并且这一个个体与全体的联合也依然不会影响他的自由。
那么国家的主权或者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个体与全体的关系，是社会契约一系列理论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卢梭曾提到“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之大，已经超过每一个人为在这种状态下继续生存所运用的力量。
设想下，原始人在面对自然灾害，健壮残暴的猛兽时，是否能够靠单人的力量存活下去呢？大概是不能的，所以逐步形成了群落，各司其职。
而原始部落中最强者就成为首领，有些人则沦为奴隶。人类的群居，使得生产力逐步得到了提升，产生了剩余的劳动产品，剩余产品的交换产生了交易。在交换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产生了富人和穷人，社会地位也变得不平等了。
因此人类首先是因为生存的威胁聚集到一起的，依赖于一个集体保护自己，所以人们在群体中所拥有的权利不是来自于自然。
人类社会和父权家庭的区别
首先卢梭要否定的是，社会制度肯定不是以家庭模式来建立的，也并不是由“父权社会”派生出来的。
我们很容易理解：父亲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而抚养其成人，在等他有能力之后，他也许有离开这个家庭，在长大成人后，孩子对父亲只是尊敬并没有服从的义务。
一旦孩子有独立生活能力，父亲若任何强迫的行为，孩子随时可以离开家，这也不会威胁到他的生命。
但是专制社会并非如此，它更多的是为了专制者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这与父权家庭的种种特点千差万别。
专制社会中，若人们服从强力，或者说使自己服从某人，那也只是权宜之计，随着强力的消失，它服从的“义务”也就消失了，那么统治者的权利也消失了。所以说强力和权利的内涵本来就是相互冲突的。
如此说来人们的权利既不来于自然，也不是来自于强权，只有各种各样的约定是合法权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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