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回公司的时候,路过一家面馆。吸引我的不是面馆里飘出的餐食香,而是坐在地上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大叔。大叔很瘦,脸上有没洗干净的污垢;上半身叠穿了三件衬衣,领口袖口都很脏;下身一条破破烂烂的七分裤,因为太脏只能依稀辨认出是深蓝色;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拖鞋,十个深藏污垢的脚趾露在外面。
面馆里面人很多,门口却没有什么人。我从大叔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坐在面馆当门口的地上,抬起脸望着面馆外面的菜牌,表情呆呆的。
他一直吸引着我的目光,店里有店员出来吆喝他走开。我想该是一位没有钱填饱肚子的可怜人,于是折返回去,想给他买碗面。
我走过去问他,“您要吃面吗?”
大叔没有直接回应我,而是有些敏感地说,“我有钱的。”然后开始用手往身上那三层衬衣里面掏弄,看来是要掏钱出来。
我只好走掉,边走边继续注意着大叔。走了十多步远的时候,大叔终于从胸口掏出了什么东西,是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些零碎的钱,隔老远都能看见尽是一些一块五毛的,而且根本没有几张。这哪够在深圳这种一线城市吃碗面的?
我只好又折返回去,对大叔说,“我给您买碗面吧,您跟我进面馆好吗?”
大叔愣了一下,这次没有拒绝,跟着我往面馆里面走去。正当我们俩走到门口的时候,店老板端着碗面出来了,急忙忙地说,“来来来别进去了,到外面吃!”
我不想让那位大叔蹲在路边吃,于是对老板说,“您这碗面多少钱,我来帮他刷(手机付钱),您让他到里面吃吧。”
“不用了不用钱,让他就在外面吃。”老板摆摆手。
没有办法,大叔只能在路边找了个树荫蹲下吃面。
我草草地和他聊了几句,大概知道他是要回湖南老家,我问他有回家的车票吗,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我说,“我找不到车站......”
当时心里好心酸,想给大叔一点钱,可是手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
回到公司之后,始终放心不下,凭直觉觉得他不是坏人也不是骗子,于是当即下决心,拿了钱包里全部的60元现金(因为基本付款都用手机解决啊),回去原来的地方找那位大叔。
本来以为他已经走了,结果老远就看见他坐在之前吃面的那棵树下,还是呆呆的表情。
看到他了之后,还是有点庆幸的。
我蹲下来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在一番不太畅通的交流之后,大概能拼凑出来他的经历:两三年前从老家来到广东,在一个砖厂打工,没有工资,老板只管吃和住。后来生病了,做工又慢,老板就不用他了。他从惠州走到了深圳,要走回湖南老家去。
我问他有没有买车票,他说不知道车站在哪里,之前有一个警察(这是他的原话,但应该是帮助他的人,而不是警察)给他买过一张回家的车票,结果他没找到候车室,就错过了回家的列车。
所以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无分文、不太识字、在这个城市没有亲戚朋友和家的流落在外的异乡人。
我掏出兜里的60块钱给他的时候,他拒绝接过去,而是说,“你别给我钱,你留着给你的家人买东西吧。”
那一刻真的想哭!
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把钱拿着了。但是我意识到,给他60块钱根本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我想那就给他买张回湖南的车票吧。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叔的身份证掉了......(后来搞清楚他是以前在农村的时候根本没有上户口,没有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我也帮他买不了票呀,但我也不想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让他挨饿受冻。就在我超级发愁无助的时候,天无绝人之路啊,旁边一个大姐走过来问我们怎么了。可能是我和这个大叔强烈的反差让她注意到我们了吧。她怀着宝宝,挺着个大肚子听我讲完情况,出了个主意,说那边不远有个救助站,把大叔领到救助站去吧。
我问大叔可以和我一起去救助站吗,他似乎也看到了希望,毫不犹豫地就说好。
于是我告别了那位好心的大姐,领着大叔去找那个救助站。(事实上那位大姐弄错了,那不是救助站,所以地图上查不到,我只能凭借大姐告诉我的“救助站”附近的大概建筑,即时研究确认路线。感谢我的方向感和聪明机智哈哈哈)
走了二十分钟左右(大叔腿似乎有疾,行动不便),终于找到了那个“救助站”,它对面是一个派出所的户籍工作处。如果按照之前的惯例,我会第一时间找“警察叔叔”,将大叔带到那个户籍工作处去,但是有些事情就好像是冥冥中有指引一样,我不惜多过了一条马路,领着大叔去了那个“救助站”。
那里不是救助站,而是社工工作室。工作室大门禁闭(因为是午休时间),加之我对祖国母亲社会救助工作的不自信,我已经完全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
我喊门,一个工作人员过来了,是个年轻小姑娘,我隔着门和她说了一下大概的情况,她让我们稍等一会儿,转身就进去了。我心想完了完了,肯定没戏,还是去对面的派出所户籍工作处吧。
正想着,那个姐姐出来了,竟然打开了电子门,还让我们先进来。
进到屋里,听我说了一下大致的情况,大家伙就开始忙开了,帮着倒水的,帮大叔洗苹果的,帮着给大叔拿纸巾的......之前领我们进来的姐姐叫笑笑,她和大叔细心地沟通着,想了解具体信息,看怎么才能提供帮助。
笑笑姐对我说,他们这个群体叫做社工,专门就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
社工,你没听过吧?我之前也没听过~
笑笑姐说,这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才发展10年左右,目前只在深圳一些大城市发展得好一点。在香港社工已经发展了70年,它们有很成熟的系统,而且香港社工的准入门槛也是很高的,云云。
接下来就是要把大叔送到附近的救助站去,但是需要有身份证,救助站才会接收。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给大叔开身份证明,就要去派出所了。本来一切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一到派出所,我们就变成了皮球——被踢来踢去。办身份证要户口,但是没有上户哪来户口;一个派出所说要去铁路的派出所开证明,铁路派出所又说没有普通派出所的证明他们开不了......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写什么,因为我完全不懂他们的运作机制(抠鼻)。
折腾了半天,我都要觉得当天已经解决不了了,笑笑姐那边得到市救助站的信,去派出所核实一下大叔的身份,他们就可以接收。
于是我们俩又风风火火地把大叔带到福田派出所,总之又是碰了一鼻子灰,然而机智的笑笑姐还是搞定了。然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把大叔送到市救助站去。
在出租上我听到大叔的呼吸声很重,还一直在咳嗽,应该是砖窑里粉尘太重,积劳成疾。
到了救助站,部长专门把我和笑笑姐请到屋里,和我们交流了一番。有感谢,也有他的经历分享,也有真诚的叮嘱。
最后告别了那位大叔,我和好心的笑笑姐终于一身轻松地踏上了归程。
之后救助站会打电话到大叔所在的村,核实他的身份,确认他确实有被救济的需求和主观意愿。如果一切没有问题,就会买票帮大叔回家。
真的规规矩矩折腾了一下午,吼吼,不过结局还算是完满。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一些感念。
会帮这位大叔,起因就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我短暂人生里邂逅过的那些穷苦人的影子。每次有行乞之人从我家门前路过,我妈或会给几块钱,或会煮上一碗饭端出去。她每次都说,那些流亡的人,年纪小的也是别人的孩子,年纪大的也是别人的爹娘,我希望我的父母和子女在外的时候能够被人善待,所以我善待他们。
当时带大叔去社工工作室的时候,我以为将他交付到那里了,我就可以放心回去了。我已经想好了从工作室走出来,路过路边停放的一排排豪车的时候,一定要大哭一场,因为实在是太心酸了。
然而一路波折,遇到了那么多善良热心的人,怀着宝宝的大姐、笑笑姐、主任、督导、救助站部长......那么多的好人,让我觉得没那么心酸了。
最后一些Tips:
帮助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别看我噼里啪啦写了这么多,但是我对自己的心理活动描述寥寥。在帮那位大叔的时候,在与那些最初的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还是留着心眼的。
不要老是想着自己一个人去解决别人的困境。遇到困顿之人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式是找“警察叔叔”,这是真的~国家还是有很多渠道去救济民众的,我们可以多了解,然后善于利用。
骗子还是很多,坏人还是很多,钻空子利用国家政策的人也很多。要擦亮眼睛,不要搭上自己,还给公务人员添麻烦。
最后就是,不要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哈哈哈,在保护好自己、留存好证据的前提下,可以给他人提供一些帮助。
毕竟,眼因多流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