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寒风依旧凛冽，但隔着窗子，竟显出几分难得的娇矜。扒开窗台上花盆里的土层，干巴巴的寒意顺着指尖钻进骨节，我将“哄骗”来的姜芽仔细安放，以期许某种慷慨的神迹。细雪呈极尽勾兑的奶白色 ，将卫衣上的绒毛糊成湿答答的一片，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我蹲在青石板上，用井水洗净指尖粘成一片污浊的土，荡今肺腑的清寒，要让人疑心是积蓄着的雾水，附着于骨，轻易抛舍不得。浸了冷水的手指很快红肿，我坐在地板上，盯着肿胀的手，漫无目的的审视。人类真是有一种盲目的趋乐性，总是盲目的健忘。
十几年前，医院那场判决至今已再也无法在我的记忆中搭建起粗陋的三脚架，母亲叙述中步步蹒跚的楼梯与打湿衣襟的苦泪，似乎都离我隔世般的远，但我仍能记起当银灰色的面包车转出医院的大院时，阳光明媚的过分，街角有一个人在卖茶叶蛋和花花绿绿的气球，片刻后，安放在我手心里的棕褐色的茶叶蛋和那只粉的艳俗的气球构成了我全部的欢愉。
抱着一沓厚厚的病历，我和母亲辗转登上返程的车，车子停在某个安静的街角，我坐在临窗的位置，抓着一把廉价的热狗。在母亲拒绝我递到她唇边的我自认为极尽珍馐的热狗后，我转过头去居高临下的看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围簇在一起下象棋。我的窥视似乎没能惊起空气半点的涟漪，今年之后我才恍然发觉有一个词叫“岁月静好”，可是多么奇怪，算算时间，彼时我应当没有哪一个骨节是安稳的，那些年在唇舌肺腑间荡荡洄洄的痛疼痛与苦楚，都好似被某一年岁的毒日头烘干，攥不出半点水分，也咂巴不出毫末滋味，干巴巴的积了灰，压在腐朽的箱底。
人总是盲目的抛舍，盲目的趋乐，卑鄙的苟活。我能轻易的记起临床那个陪我玩幼稚游戏的男孩儿，白白胖胖的，但我记不起他的眉眼，也记不起他早夭的姿态。病房里吃完饭以几近一个频率揉肚子的三口人构成了我乐不可支而永支之的灰白清欢。好似只有那厚重的一沓病历，可以佐证那些永无止境的抽血、五花八门的药片，与我不相干的相干着。
医大八点钟开始挂号，我和母亲凌晨四点钟穿过厚重的秋雾，去医院大院排队。天色早的过分，我们前面只有三个捂的严实的男人，我将头埋在母亲怀里，安稳取暖。迄今为止无从顾及前一天夜里昏暗的旅店中，电视里循环播放的三个在逃杀人犯和前面不过一米的三个身影，积蓄给母亲怎样的惊惧。夹杂在母亲衣服与皮肤间30余度的温暖密密匝匝的填补了我所有的感官。
那些啼笑皆非的经历在冗长而又绵延的年岁中碾碎揉落，蒙上尘灰似的糖霜。
岁月兵荒马乱，人间草木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