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在周王室东迁洛阳以后填补了周人发祥地一一关中的空白。被中原国家视为我狄之族的秦人，春秋初期在继承周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华夏以玉器为物质表现的礼仪文化，并进而在玉器艺术方面形成了强烈的“秦式”风格。从陕西宝鸡茹家庄和风秦景公大出土的玉组佩看，秦人并没有一丝不萄地将西周贵族的装饰形式保存下来，那些组佩的穿缀方式似乎还处于对西周佩饰的犹豫和学习中，倒是秦人独有的几何化图案和镂空玉器更能表现出他们果敢的作风。我们不知道这些组佩穿戴在秦人身上是何等效果，也许温文尔雅的贵族组佩与西戎气质的秦人并不搭配，《左传》中有一则晋公子重耳流亡秦国，与性格凌厉的秦国公主怀赢遭遇的故事大概能说明秦人气质。晋公子不经意的一次小小失礼，惹得红颜一怒，被斥为轻慢，重耳不惜坦怀下跪，因拘自己，虽然谦谦君子最后赢得了美人以滕人身份远归晋国，却不难解释西戎气质的秦人在战国时期何以能够如此果断地抛弃中原礼仪。
秦人擅长在玉器上镂空(图112)，图案多使用硬性的线条和方折的几何纹样，图案的构成似乎比中原和东方列国更难解读。从宝鸡茹家庄和风期秦公大墓的出土资料看，他们的美术形式有强烈的戎狄之风，无论是玉器造型还是玉器的穿级方式，秦人显然没有乗承西周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他们的装饰图案硬朗，线条相互盘曲，产生复杂难解的图形，给人曲折的印象。从装饰形式来看，秦人实际上继承的是早期西周青铜纹样的装饰元素，并将这些元素转化为能够表达自己的风格。整体来看，这时的秦国人在艺术形式上显得比东方诸国保守和生硬。
秦人至少在春秋时期都一直保留着这一地区从西周就开始的费昂斯原始玻璃珠的传统(图113)，陕西风期上郭村墓地、陕西陇县边家庄村基地、秦景公一号大基、陕西宝鸡茹家庄等春秋时期的秦国墓葬都出土蓝色的菱形费昂斯珠和其他形制的费昂斯珠。这种珠子在西周时是贵族组佩上不可或缺的连接件，与红色的玛瑙珠搭配在一起贯穿各种玉佩和坠饰。春秋时期，传统的组佩形式随着周王室的东迁逐渐衰落，关东诸国已经很少再佩戴穿缀有费昂斯珠的组佩，而这种珠子的烧制工艺似乎也在整个黄河流域地区随之衰落。而被秦人占据的周原故地却仍旧保留了这种原始玻璃技术，除了春秋时期的秦国墓地不时有费昂斯珠出土，此时的长江流域沿线也有了相同形制和质地的费昂斯珠。到战国时期，长江下游的楚文化范出现了真正的玻璃珠的烧造工艺，即战国蜓眼。而此时，费昂斯珠从关中折向西南，与长江流域正兴的蜻蜓眼珠起出现在川西北三江流域沿线的氐羌系民族的石棺墓中。
秦国墓地还出土了这一时期北方草原异常活跃的斯基泰人的艺术品，多是装饰风格的动物题材贵重金属，比如陕西神木县出土的鹿形鹰嘴金质怪兽、银虎和银鹿，宝鸡益门村的春秋基中也出黄金的动物牌饰和黄金制作的珠子，它们都具有强烈的草原风格(图114)。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手工艺品是秦人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商业交换还是民族之间的外交往来，但斯基泰风格的草原艺术对秦人的艺术作品产生了影响，比如对贵重金属和动物题材的偏爱。秦国春秋基地出土了大量金质装饰件，那些有着中原传统兽面纹样的金带钩和车马装饰件应该是秦人自己的作品，这些金饰上仍保留了黄河流域从史前就偏爱和擅长的绿松石镶嵌工艺。
春秋时期，无论是玉饰还是珠子，秦国都有比较丰富的出土资料。但是战国以降，珠玉的考古资料突然中断。秦人抛弃珠玉的做法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后，在艺术形式上保守的秦国人一变而为意识上的新锐，法家刑名之说开始在秦人的意识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以宗法为载体、以礼仪为形式的中原文化遭到排斥，玉器和各种佩饰也随之衰落。战国时期的秦人忙于东进和取胜，他们的士兵忙于打仗和建立功名，而人民忙于耕种和军队补给，装饰对这时的秦人完全是多余的，他们干脆把中原臃肿的礼仪制度和装饰形式全盘否定，一概以新的国家制度代替。《后汉书》这样描写了秦人的决心，“佩非战器，載非兵旗，于是解去載佩……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我们相信秦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的装饰制度，至少是改变了官方的装饰制度，最大的影响是战国末年秦人以“绶”代“佩”，用最简洁功利的形式来标志个人身份，这种制度直延续到东汉以后，即使隋朝时取消了佩印的制度，仍保留了象征性的子遗。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秦人之后600年的曹魏时期，动荡的世局使得美术形式也为功利所用。但是正如秦人和曹魏都遵循过的法家之说一“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在战争年代被解去的珠玉藏佩，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以新的装饰形式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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