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我国南方还存在一条通向印度的丝绸之路吗？为了彻底掌握这条商路，汉武帝还接连对西南连续用兵，结果却没有彻底达到目的。
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大使张骞出使西域，希望同大月氏结盟对抗匈奴。公元前139年，张骞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又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巴克特里亚（张骞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
大夏是亚历山大大帝大远征后他的手下在阿富汗地区建立的希腊化的奴隶制国家。张骞在大夏呆了一年，借此考察风土人情，掌握了大量西域各国的情报。
最让他惊讶的是，在大夏首都的市场里他见到有商人竟然贩卖来自蜀地的蜀布和邛（音“穷”）竹杖。
蜀布在当时其实是巴蜀一带少数民族西南夷建立的国家——哀牢国（东汉时归附）最有名的特产。这种布分为兰干细布和桐华布两种。兰干细布是优质苎麻细布，其华美有如丝织品中的彩色大花绫锦；桐华布则是用木棉织成的洁白不污的布。这两种布产于哀牢，经蜀地商贾转手贩运，早在秦汉之际就已远销南亚和中东。
邛竹杖利用邛竹制作而成，邛竹原产于四川邛崃，是中国西南地区特有品种，十分稀有。其秆节膨大，竹结较细，节间短而膨大，有很高的工艺价值。
张骞问那位商人，蜀布和邛竹杖是从哪里得来的，商人告诉他是从身毒（印度）运过来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张骞据此推测，西亚有一条商路经身毒通往云南和四川。
而今天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张骞的推断非常正确。距今两千多年前甚至更早，中国四川的先民与阿富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已跋涉千山万水，进行着早期的商贸交易。
考古学家在阿富汗遗址内发现了产自中国的铜镜；在成都金沙遗址挖掘出了产自古印度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三星堆遗址挖掘出了大量产自印度地区的象牙和海贝。这些物证充分证明了一条从成都起步，通往印度、阿富汗乃至地中海沿岸的古道存在。
张骞回到汉朝后，将自己在大夏见到蜀布和邛竹杖一事上奏汉武帝。张骞告诉汉武帝，大夏在汉朝西南方，仰慕中国，忧虑匈奴阻隔他们与中国的交通要道。假若能开通蜀地的道路，身毒国的路既方便又近,对汉朝有利无害。汉武帝听后极为重视，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直接参与商业贸易，获取利润并扩大西汉版图。
汉武帝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急迫？因为当时西汉朝廷因多次对匈奴用兵，财政枯竭，需要获取新的财源。当时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甚至开始大规模的贩卖爵位，如果这条“蜀——身毒国道”能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再直接派商队参与贸易，远比收商税收益丰厚，可以极大的缓解西汉朝廷的财政压力。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命张骞以蜀郡（成都）、踺为郡（宜宾）为据点，派遣四路秘使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
当汉使到达滇国并见到滇王时，滇王曾不无炫耀地问道：“汉孰与我大？”之后，汉使辗转到达夜郎国，夜郎王也发出了“汉孰与我大”类似的问话。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按照道理，“汉孰与我大”的专利应属滇王，但因为太史公认为夜郎国为西南地区最大国家，所以“自大”就成夜郎王的专利了。（划重点：“夜郎自大”的成语和汉武帝谋求打通至印度的商道有关，而且这句话最早是滇王说的）
武帝从内地广征士卒，先是举兵攻打公然造反的南越国，在攻灭南越后，又调转枪头兵发西南：
汉军先是灭了且兰国，并在且兰故地设置了牂柯郡；
紧接又攻灭了邛都国和莋都国，设置了越嶲郡和沈黎郡；
面对汉军的兵锋，西南强国夜郎国俯首称臣；
公元前109年，汉军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
这时西南地区只剩下西南夷建立的哀牢国借助崇山峻岭的险恶地势继续顽抗。
最终汉武帝考虑到多次南征行动耗费巨大，师老兵疲，只得将对哀牢国的军事行动结束。经过10余年反复用兵，汉军斩首数十万，打通了成都至大理洱海地区的商路，可惜因为哀牢国的存在，汉政府依然要通过哀牢各部族作为中介与印度商人间接交易。
直到百余年后的东汉时期（公元69年），西南夷建立的哀牢国才举国内附，东汉王朝终于彻底打通滇缅通道，东汉商人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汉武帝孜孜以求的“蜀——身毒国道”在百年后才算全线畅通。
此后汉王朝全力开发西南，在各地置官设治，修筑驿道，使具有中原文明的汉族直抵滇缅之边。而这条商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学者称作“西南丝绸之路”。
作者：W君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