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老家秦岭乡庙山的牧者其实不叫牧者。他们的名字大多叫狗蛋、狗剩或狗娃。他们是一群没有走岀过大山的老者、后生或娃儿，名字也会依年龄的老幼叫大狗娃、二狗剩、岁狗蛋等。

         每年春一放绿，草芽儿才刚刚探出稚嫩的脑袋，田梗阴凹里，落了一层春土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些微的寒意还没有完全褪去，牧者就相约三两个，或独自一个到庙山的阳面去放牧。这样的曰子一直会持续到秋季稼禾收割以后，打碾了果粒的麦秆，玉米皮，苜蓿草会暂时停息他们的脚步，牧者会悠然地吃着馓面饭，暖在热炕上过一个舒适的冬天。

             用现在的眼光看，庙山的牧者算不得专业的养殖户，他们只是放牧着自家的十来只羊、三两头牛、一只骡子或一匹马。羊可以卖个千儿八百元䃼贴家用，牛和马和骡子会帮家里干些繁重的农活，所以这些个大家畜在牧者眼里是神圣的，不比邻家二叔公的地位差。

              牧者大都不吃早点，即使吃，也是一块隔夜的饼子就一杯电炉子上煮沸的罐罐茶。他们晨起背上干馍，穿着结了一层厚厚垢痂和泥土的衣服，赶上牲囗，打着古韵的口哨，到村子对面的庙山去放牧。说是村子对面，其实要走个把小时的脚程，他们舍不得将自己轻瘦的身子压在健壮的牲口身上，只是跟在牲囗后面，将磨薄了底子的棉布鞋深深地踩在松软的黃土里。

            庙山是一座圆形的山。岁狗蛋家白胡子的三爷说：＂那是秦人祭祀祖先的地方，所以叫庙山＂。念了几天书的后生们都不信，直至有一天，村长狗娃叔去首都北京探望儿子，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一个叫秦公簋的铜盆盆，旁边的小牌子上注明出土于甘肃礼县红河水库以北的庙山，而庙山正是家乡的主山，位于秦州区和礼县交界处。这个信息传来，后生们才信了白胡子三爷的话，十里八村的人也信了白胡子三爷的话。

           在这么一座神秘而神圣的山上放牧，牧者唱响的黑秧歌都有着秦人的韵味了。我相信牧者不再放牧着自家的牲口，放牧的肯定是自家老先人留下的骄傲和自信。

            十几年前，留居村里的牧者大都识字少，有的上过扫盲班有的没有上。但我从没敢小觑过他们，因为我亲眼见过椤子叔席地躺在草坪上，头上盖一顶破了边的草帽，唱出了一整段那语句复杂的秦腔。八十三岁的宁宁爷更厉害，不仅能步伐矫健的放牧，还坐在庙山上秦公簋岀土的堡子里，给我和上大学的仓仓讲了一整回的三国演义，等后来我偷偷查了一下原著，竞一个字不差，我至今没弄明白目不识丁的宁宁爷，咋就做到了大学生未必做到的事。

             那时候，每到暑假来临，村上在外读书的孩子也会替换着大人，赶着牲口和其他牧者一道去庙山放牧，他们和山那边邻村放牧的孩子不一样，双肩上背着割草的背篓，还会跨一个花布包，里面装着干馍馍还有翻皱巴了的书，作业本是用铅笔写完再用钢笔写一层，钢笔写完再练大楷的那种。

            记忆中，七八月的庙山，凉风习习地吹，牲口信马由缰的在广阔的山坡上吃草，学生娃娃大都会爬在鲜花织就的山坡上背书，谁也说不清他们为啥和山那边同样在放牧，却打闹嬉戏不停的孩子不一样。反正二哥就是在庙山放牧的时候，收到了邮递员骑自行车沿梁上的公路，急急送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好像是村里第十几个庙山上走岀去的大学生了。

             后来二哥上完了大学，分配到了城里的机关，还当了领导。但他行走在繁华的街市，身上仍旧明显地表现出庙山牧者一样的宽厚，质朴和无私，就连二哥后来娶进家门的城里人的二嫂，也耳濡目染，象庙山牧者一样贤惠大度。

            多少年过去了，禄禄哥开着车，拉着我和二哥又去了趟庙山，碰见了开着旋根机的大狗蛋爷，和骑着摩托车的岁狗娃叔，岁月的年轮很明显地刻在他们的脸上。

          看到我们，他们惊喜的围拢来，热情地握住我们的手，轻喊着我们儿时的小名，嘘寒问暖，叮嘱了许多亊。他们的脸上和二哥一样，充满了温情和质朴，豁达和宽厚。

           我们一道还象小时候一样，放纵着手脚，躺在山花织就的山坡上，任凭清新的山风揭起衣脚。我们又一道坐在庙山上秦公簋岀土的堡子里，聊起白胡子三爷讲过的秦人祭祀的故事。

         眯上眼睛，一缕阳光暖暖的照过来，耳际旁，那庙山的牧者还在身边唱着秦韵的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