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跟自己对话时，常会想到平衡这个字眼。最近，机缘巧合，看了好几个片子，发现它们起承辗转，也都涉及到平衡的理念。于是，就有了这篇冗长的杂谈。
1.《他乡的童年》之日本
《他乡的童年》是部探讨幼儿教育的纪录片，导演周轶君。周是一名国际议题记者和写作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当年被问起有没有任何做纪录片的想法时，她只用了十分钟就在咖啡厅的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他乡的童年》这个标题和目的地。之所以这么快，并非是酝酿已久，只是基于她的职业习惯：要去大世界里解困惑，一个母亲的困惑。
目的地有五个，分别是：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国。
目前我只看了第一集，这集探讨了日本的幼儿教育。片子看完，有一个鲜明的感受，制作者在拍摄对象的选择上似乎别有一番深意。
拍摄对象有四个，前面两个是日本的两所幼儿园，摄影机记录了孩子们在那里的生活和幼儿园管理者的教育理念。接下来镜头一转，突然指向了一个特殊的从业者:哭泣治疗师(感泪疗法师)吉田。
他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是让人们通过哭泣释放内心的情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日本，人们很不习惯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这会给他人造成负担”。所以，即便家人去世，也要暂时忍耐内心的悲伤。
吉田的治疗既是一种对内在情感的激发，也像一个告别仪式：告别自我压抑的惯性，告别用来封印眼泪的木僵面孔，告别在谦和的微笑之下充满距离感的人际关系，告别与悲伤脆弱关联的羞耻和恐惧。
拍摄者似乎要通过这个角度让我们意识到，日本过于强调集体主义的教育理念所造成的后遗症。反观前面对两所幼儿园的介绍，确实能从中看到，教育者对集体主义、规则、秩序以及他人的格外关注。
莲花幼儿园制度鲜明，执行到位。他们有着让孩子一年四季都赤裸上身在室外锻炼的传统，四月迫于舆论压力才刚刚终止。他们会让孩子一遍遍的集体呼喊，声音要洪亮整齐，发声时要气沉丹田，竭尽身体的能量。
校长说，之所以要这样，就是为了训练孩子从小就遵守纪律，从而在长大后自觉适应社会规范。
在另一所藤幼儿园，教室的拉门会特地设计成一下子关不紧的状态，这样的话，每当有同学进门时随手一关，这道关不紧的门中间就会留有一条缝。门边的同学肯定会因此感到冷，这就会提醒之前那位关门的同学回头把门关好，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不适。
这种集体主义的教育理念和对他人感受的尊重造就了日本的国民性，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弊端。
在吉田的哭泣治疗之后，纪录片的拍摄者又把镜头指向了另外一个可能的弊端:校园霸凌。
他们采访了日本的教育学博士弘田阳介，据弘田说，在日本，“几乎不存在没有经过霸凌环境的孩子。”而之所以会这样，弘田认为，这与日本以前的教育理念有关，“过去过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集团化和同质化，过去，老师会认为让大家表现同样的特质，是一件有价值、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强调集团和同质就容易造成校园霸凌？
也许，对同样特质的强调容易造成了评价标准的单一和强势，于是，那些“学习好的孩子，擅长体育的孩子，亦或是受欢迎的孩子，以及擅长与人沟通的孩子，会去营造一个受欢迎与认可的团体，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类似于金字塔分布的身份制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不符合主流标准的孩子可能更容易沦为小众的异类，进而成为冷暴力或霸凌的靶子。而更多的孩子，也许会基于内心的恐惧或对强势标准的惯性认同沦为无声的看客。
日本动画电影《声之形》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与校园霸凌有关的故事。
2.《声之形》
西宫硝子生来就有听觉障碍，需要依靠助听器与外界交流。因为听不见，她的发音方式也格外古怪，会让人忍不住发笑，所以大多数时候，她沉默着，主要依靠纸笔和别人交流。
小学六年级时，她转学来到这所新学校，她很想跟同学走近，会不断拿出纸笔表达交流的愿望，但女生们大多对她敬而远之，以值野为首的女生小集团甚至会有意无视她的存在，用沉默或疏远回应她的热情。
而石田和另外几个男生则会直接欺负她，在黑板上写下戏弄她的话，在课堂上朝她大声喊叫，把她的交流笔记扔到水里，把她的助听器扔到楼下。
五个月里，她丢了八个助听器。
曾经，有个叫佐原的女生主动向西宫走近，她说要学习手语和西宫做朋友。但那些孤立西宫的女生们马上开始攻击佐原，说她学习手语是为了攒分数，取笑她穿的衣服难看，这些嘲讽最终击退了佐原，很快，她不再在西宫的世界里出现……
校园霸凌不同于一般的同学矛盾，它往往具有群体性，持续性，凌虐性，被霸凌者遭受的是一种长期的精神折磨。
霸凌方多是群体，其中包括首恶者，追随者，跟风者，被裹挟参与者等等。其他的人，则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基于对主流价值观的顺从、基于内心的恐惧、基于事不关己的冷漠，选择旁观。他们的存在如同冰山，让被欺凌者长期处于被孤立的困局和阴冷的绝望中。
旁观者的立场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站在恶的对面，需要的不止是勇气，还有实力。恶如同雪球，集结着群力、惯性、合理化、充满恶意的关注和不断滋生的恶行，这些都让它有着巨浪般的吞噬力，任何一个孤单的个体都可能在它的冲击下消弭于无形。
要打破这种状态，需要有更多的佐原站在西宫身边，给她持续的支援，给她坚实深厚的友情。
终于，西宫被欺负的事惊动了学校。在老师的追问下，参与者纷纷甩锅，被率先揪出来的石田成为了“唯一”的元凶。紧接着，嘲弄，挑衅，欺辱，漠视，纷至沓来，就这样，石田成为下一任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他就像个纸片人，每天都被那些充满恶意的同学恣意伤害，又被其他同学隔离在情感世界之外。
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颤栗，孤独，无助，这些都是西宫曾有过的感受。
他没有办法逃离，因为这里是学校，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世界。
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只是这恶报过于残酷和持久，让人无法承受。升入中学后，马上有人告诉身边的新同学，“不要理那个石田，他就喜欢欺负人。”
……
石田每天都把头压得很低，就像脖子上绑着一块大石头，他没有力气把头抬起来，在他想象的世界里，别人看向他的目光，充满了鄙视、憎恨和厌恶。只有低着头，他才能让自己安全的穿过人群，然后无声的隐没在那个属于他的角落中。
久而久之，他真的成了空气般的存在，直到那个叫永束的同学向他走来，那个矮矮胖胖的男生会大声呼喊他的名字，会为他的遭遇放声哭泣，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电影中的永束，就像一束温暖的光，一直照到石田心底，照亮了他心里的每一块地方。
日本早期教育强调纪律，规范，团体性，这样的理念让日本社会就像一个大集体，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互相配合，整个社会在严格的规范意识和超我约束下高效运转。但与此同时，过于强调同质，就容易降低对异类的包容度，甚至容易让校园变成滋生霸凌的温床。过于强调集体利益和他人感受，则更容易让人压抑内心、降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秩序，规范，团体VS个性，自我，包容，何去何从？
3.日本现代教育中的平衡
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
在记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现代教育者对这个问题正进行充分反思，并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积极探索着平衡之路。
有很多细节都体现了这样的平衡。
藤幼儿园以独特的圆形设计而著称，其设计理念在于让孩子在这个空间开阔、没有隔离的大圆里自由奔跑，自主决定进入哪个房间，自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设计师认为，所谓幸福的童年，最重要就是孩子要有充分的选择权。
莲花幼儿园的空间比藤幼儿园要小很多，空间无法延伸，但他们会延长户外运动的时间，让孩子尽情的奔跑、跳跃、呼喊，让孩子在奔腾的喧嚣中体味“幸福的疲劳感”。
在采访中，周轶君曾提出过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个是在藤幼儿园，校长带她看孩子们吃午饭。六个孩子围在一个桌上，其中可能有四个孩子吃的是学校的配餐，另外两个从家里带便当。校长觉得学校的配餐里有果冻，如果严格区分，有些孩子会感到难受，因此，他们会倡导大家把食物都拿出来一起分享，同桌的孩子可以在其中自由选择。
正跟拍摄者介绍着情况，校长突然伸出手，作势要抢夺其中一个孩子的食物，大手马上就被小手挡开。校长“不甘心”，又尝试了好几次，每次都被孩子迅速推开。
“让老师尝尝味道吧。”
“不可以！”
校长说，要通过这样的互动，引导孩子学会保护属于自己的东西。看到这里，周轶君问道，既要分享，又要保护，你们是怎么教导孩子认识这个问题的？
校长回答，每个人都要先分享再选择，所以即使是自己喜欢的，也要分享，首先要有这样的观念。选好后每人只有一份，这种平等的局面又需要得到大家的确认和维护。
莲花幼儿园呈现出在学校的规范管理下快节奏高速运转的状态。对此，周轶君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学校“非常重视秩序、大家的集体行动，学生如果是不听话或者有相反的意见，您是怎么处理的？”
老师回答说，首先要认真倾听孩子的想法，然后暂时停止对孩子的要求。接下来给他鼓励，让他下次能跟上大家的步伐。孩子的表达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就会慢慢改变。
依然是以规范为先，但那些不同的声音，会有表达的机会，并得到足够的包容和尊重。采访结束时，周轶君又问那位老师：您希望您这里的孩子在幼稚园期间能够学会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她回答，一是永不放弃的精神，二是有一颗时刻能为他人着想的心。
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像西宫和石田这样的孩子，不会那么容易被贴上怎么也撕不掉的异类标签。在他们的身边，也会有更多的佐原和永束，给他们坚实深厚的友情和坚定持久的支援。
今天，看《乐队的夏天》，正好看到刺猬乐队翻唱那首《头上的包》，在子健时而低沉时而撕裂的唱腔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孤独的孩子内心的忧伤和向往。
头上的包
有大也有小
有的是人敲
有的是自找
这许多记号
深在我心中留
他们要这样做 让我怎样好
……
多么想
我披着头
也要直起腰 到处走
多么想
那琴声也要是大家的歌谣
……
多么想，每个曾遭受欺凌的孩子都能在这样的歌声里抬起头，直起腰，挺起胸膛，张开怀抱。
多么想，无论在他乡还是故乡，这仅有一次的童年，都可以被思辨的精神辐射，被理性温暖的阳光照耀。
今一曲神情缥，明一生光影缈。在匆匆光影中，我们很快就会从烂漫童年步入翩翩少年，进而就是青年、中年。年少时，我们的成长会更依赖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反思在成长中所占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用思辨的眼光审视教育环境，也需要用平衡的精神自我觉察。
4.依恋模式中的平衡
以平衡性为出发点的觉察有很多角度，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理论由英国精神病学家 John Bowlby提出，讲的是我们处理内心情感和亲密关系的方式，也就是依恋模式。结构化的依恋模式有三种：回避型，迷恋型(又译为矛盾型)，安全型，对这三种模式的划分基础就是我们对待自我的两个维度及其平衡状态。
这两个维度是独立性和依赖性。
回避型依恋的人独立性强，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但他们缺乏和别人建立关联的能力，惯于隔离自己内心的情感，不知道如何与人联结，也不会轻易向人求助。
迷恋型的人则过度依赖，他们缺乏独立解决困难的信念，在困难面前常感到强烈的无助。因此他们依赖性很强，总是寄望于通过别人解决自己的问题。
安全型的人则可以在独立性和依赖性之间有效平衡，他们既不乏自治力，在遭遇困境时也不怯于向人求助。独立性让他们在孤立无援时，可以依靠对自己的信念坚韧求索。依赖性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同伴。
安全型依恋的根基在于那些扎根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这些体验建构了他们对关系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他们的力量之源，让他们哪怕身处冰河里、悬崖边，心里都有一泓秋水，一座泰山。
依恋理论里，有个安全圈的概念，在这个圈里，一边是人们内心的情感依托，被称为避风港和安全基地，另一边是外面的世界。安全型的人因为内心有坚实的情感依托，所以也更有勇气向外探索，在探索中如果遭遇了困境，他们就会回来寻求慰藉。
迷恋型和回避型就没这么自由了，他们一个是黏在安全基地里出不去，也不敢出去；一个是卡在外面的世界中回不来，不敢回来。
之所以不敢，是因为他们内心潜藏着共同的恐惧：在关系中被漠视的恐惧。这恐惧源于早期成长经历中的体验，且已被无意识的镌刻在他们的人生剧本中，决定了他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既是剧本，就可以改变。
改变之路在于长出一双向内看的眼睛，以平衡为镜，自我审视，然后尝试：张开怀抱，找到回家的路，或者迈开双腿，去探寻世界的广阔。
矛盾无处不在。
所以常有人说，生活是平衡的艺术。然而，极端化的思维里常蕴含着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一种悲壮的美，让人欲罢不能。所以很多时候，平衡很难。
5.《神探》
香港电影《神探》的主角叫陈桂彬，他破案无数，侦查能力超凡，他常说自己能看到别人心里的鬼，这个奇异的能力让他对真凶的气息有敏锐的直觉。
与超能力同在的，是他疯子般的行事作风：为了破案，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置身于与罪犯或受害人相同的境地，似乎只有在相同的绝望或癫狂里，那些鬼才更加清晰可见。
影片开头，为了模拟一个凶案场景，他让人把自己装在大行李箱里，然后一级一级的从楼上推下去。影片中间，为了还原凶手的犯罪过程，他把自己活埋了……
他似乎很享受这样的人生，为了斗败那些凶残的恶魔，他情愿活成一个傻瓜，一个疯子，然后用自己的血肉祭奠受害者的亡灵。
在总警司的退休仪式上，他突然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从自己的耳朵上割下了一块。他说，因为总警司心里没有鬼，所以要把耳朵作为礼物献上，以表达内心的敬意。
这种奇特的致敬方式直接导致了他的提前退休。
苦闷难熬的岁月里，好在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两人一起逛超市，妻子会买他喜欢吃的巧克力，会在他出手制止盗窃时碎碎念他的多管闲事。
也许，他经常忍不住多管闲事，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人心之恶的敏锐和洞察力让他无法袖手旁观。
但妻子却对此焦虑万分，她怕他因此惹祸上身，她常说自己有一种直觉，觉得“那些坏东西会害死他”。但是，不管妻子怎么说，他都控制不了自己，两个人常因此发生争执。
退休五年后，探员何家安突然找上门来，带着一桩棘手的案件请他出手相助。他故作镇定的坐在那里，问何：“我为什么要帮你？案子是你的，你是警察，我不是，你破不了案，我为什么要帮你？”
何回答说，我看过你查的所有案子，每当遇到棘手的案子，就会想，如果是彬Sir会怎么查。去年，我的佩枪坏了，总部发了另外一支给我，我知道这是你以前用过的枪，我当你是师傅。
他接过何递过来的枪，默默凝视，与此同时，妻子在厨房切肉的声音变得很响。紧接着，妻子把菜刀一扔，怒气冲冲的走出来，大喊一声，“陈桂彬！”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答应过我……”
“你进去煮饭，我迟点跟你聊，好不好？”
“不！”
“我叫你进去煮饭！”
“不！”
妻子的执拗让他怒火中烧，他大吼一声掀了桌子，妻子无视他的愤怒，对着何家安大喊：“你走，我老公不会帮你，你的案子你自己查。”“我老公不是警察，你不要再来烦他。”
他上去拦住情绪失控的妻子，挥手让何家安先走，他努力挡在妻子和何中间，防止她出手伤人，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温柔的安抚她。
何家安仓惶的退到门边，带着疑惑回头看他，从何家安的视角里，我们终于发现：彬Sir的双手架在空中，身体忽左忽右，语气时而温柔时而急切。
但房间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
在真实生活里，妻子早已跟他分道扬镳，这位想象中的“妻子”代表神探的内心需求：他需要一种自我怜惜的力量，用以平衡忘我的癫狂。面对何家安的邀约，他重出江湖的欲望越强，反对的声音也就越大，想像世界里的激烈对抗正是他内心纠结的体现。
最终，理智落败，癫狂胜出，他用一句话了结了战斗：“我宁愿被那东西整死，也不想这样委屈，我一直都不开心。”
对神探来说，比“活着”更重要的是，怎么活着。
平衡的意义何在？
在教育中，它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指引，让他们长大以后可以在自性和社会性之间找到自己的支点。
在依恋体系里，它是为了让人们不再受困于内心的恐惧，从而在独立和依赖之间、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建立更自由的生命维度。
在自我和生命价值的关系中，它是为了提醒我们，价值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因为，活着就是最大的价值。
这只是我的想法，神探并不这么认为，很多人都不这么认为。
6.《大卫.戈尔的一生》
影片《大卫.戈尔的一生》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大卫.戈尔是位大学教授，人到中年，事业有成。一天下课之后，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女生跑来对他说，“只要能及格，让我做什么都行。”他假装上钩，然后用戏谑的语气拒绝了这份诱惑。
这位女生之所以这么豁的出去，是因为搞不定戈尔，她就会因挂科太多被勒令退学。就这样，戈尔的拒绝让她被学校扫地出门。
当晚，她对戈尔实行了报复性色诱。戈尔喝醉后迷迷糊糊的中招，不久之后，被控强奸。
后来，那位女生撤销了起诉，戈尔却因此被挂上了怎么也摘不掉的强奸犯招牌，他被学校开除，也丧失了赖以为生的体面和尊严。
走在街头，碰到过去的学生，他忍不住上前打招呼，那学生却一边应付式的回应，一边以极快的速度关上车窗，绝尘而去。
作为一个“raper”，他也理所当然的失去了婚姻和家庭，妻子面色冷漠的离开了他，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杰米，那个六岁的小男孩如同小绵羊一般甜蜜软糯，被迫与其分离，让戈尔承受着撕裂般的伤痛。
造化弄人，人中龙凤大卫.戈尔，在极短的时间内，活成了一条狗。
大卫有位好友，女教授康斯坦斯，他们相交多年，是大学里的同事，也同为一家废除死刑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追求和超越性别的深厚友情，却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以一夜情的方式彼此慰藉着内心深处的恐惧与孤独……
这天过后，大卫正独自呆在车里仰望星空，有人敲车门。
等待他的是又一项强奸指控，不过这次和上次不同，除了强奸，还多了一项罪名：杀人。因为康斯坦斯被人发现惨死家中……
我所讲述的只是这个故事的表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你会发现它还有不同的层次和面向等待解读。
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和《神探》有一个相似的内核，就是把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价值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衡量。
成就一个好故事的，永远是那些看来不大寻常的选择，但选择的过程又常让我们感同身受。也许，抓挠人心的并非故事情节的复杂，而是我们自身人性的纠结。
第六季奇葩说有个著名的辩题：奇葩星球美术馆着火了，一副名画和一只猫，只能救一个，你救谁？
主张救画一方强调的是名画背后的意义。詹青云说，文物里有历史的印记，凝聚着民族的精神，在灾害和丧乱之中，有无数先辈为了保护文物献出生命，所以哪怕我们完全不了解那副画，也同样肩负着传承和保护的使命。
黄执中说，名画背后响彻着“远方的哭声”，而人生的阅历和境界则决定着我们是否听得见这哭声。“我们会因亲人离世而哭泣，但隔壁村有人死亡则关我屁事？”
这句话让我们想起鲁迅先生那段名言，让我们一边仓惶大笑，一边黯生愧意。“远方的哭声”这几个字就像一面迎风招展的大旗，为救画的行为赋予了恢宏的意义。
但紧接着，在我的心灵层面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李诞先生登场了。他的一番话似有神效，在几分钟之内让“远方的哭声”飘散出政治正确的酸腐味。在他的解构中，我们瞬间卸掉了沉重的使命感，并为自己不必承担民族的重任而长长松了一口气。
这让我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其实取决于我们内心对意义的建构，既是建构，就有可能被解构，解构也是一种新的建构。我们的人生就在不断的建构、解构、再建构中缓缓向前。
李诞在辩论中曾引用蔡康永的话，“艺术品的价值常取决于它背后的故事，故事越复杂越曲折，往往价值越高”。这句话其实有点偷换概念，他用艺术品的标价取代了艺术的价值，但是语言就是那么奇妙，此言一出，就有效的消解了名画的背后的意义，让远方的哭声显得虚妄而矫情。
其实，生命的价值就像艺术的价值一样不停地被建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我和他人的质疑和解构。
这样的建构和解构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每天都自然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比如此刻，我女儿正在听凯叔讲故事，她听的这段叫“西游记感言”，是凯叔在讲完五部西游记之后对小朋友说的话。凯叔说，自己历时数年改编西游记、做讲故事的app，这一路走来，也像唐僧取经一样，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想到将来有一天，听过他故事的小朋友长大，会跟别人说起，年幼时曾听过一个叫凯叔的人给自己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就会充满了力量。
从小到大，我们聆听意义，建构意义，依存于意义带给我们的动力和方向，在意义的荫庇下对抗人生的虚无。同时，也不断质疑着意义。
所谓成长就是价值观在建构和质疑中不断塑型的过程，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价值观的稳固，更在于反思能力的增强。
因此，对人生意义的建构与解构、信念和质疑，也同样需要平衡。特别是，当某些价值在我们心中的分量超越生命时，就需要有个声音跳出来提醒自己：再想想。
毕竟，在很多为价值献身的故事里，推动主人公行为的，除了价值之外，还有更多：愤怒，屈辱，忧伤，绝望，躁狂……
它们悄悄隐在暗处，烘托着价值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