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Ryu Spaeth
来源：New York Magazine
原文链接：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3/07/who-are-the-japanese-in-christopher-nolans-oppenheimer.html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本海默》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他对“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生平和时代的刻画，体现了诺兰大片的典型特征:既能表现出才华横溢的一面，又能表现出滑稽的粗暴。我（注：指作者）参加的那场放映以隐蔽性字幕为特色，无意中充当了对诺兰浮夸其谈的电影制作风格的评论——“(令人兴奋的音乐继续)”——尽管剧本本身通过在巨大的广告牌上展示其主题来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尼尔斯·玻尔（英国演员肯尼斯·布拉纳饰，操着北欧口音）严肃地告诉奥本海默（爱尔兰演员希里安·墨菲饰，操着模棱两可的美国口音），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这恰好是凯·伯德和马丁·舍温合著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诺兰的主要素材来源。尽管奥本海默偶尔会有一些咆哮，但不知怎的，他觉得自己注定要成为一部经典，一部关于人类聪明才智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引人入胜的沉思，无数次地把我们带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现代地缘政治秩序的形成。
《奥本海默》与格蕾塔·葛韦格的《芭比》在同一周上映，引发了被称为“芭比海默”的弗兰肯斯坦式现象——两部备受期待的电影融合在一起，截然不同，后者的热粉色美学与前者的黑色蘑菇云发生了冲突。奇怪的是，正是芭比娃娃吸引了保守派议员和权威人士的注意，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称其为“某些党派的宣传”，因为它描绘了一张含有九段线地图，而本·夏皮罗（Ben Shapiro）则因为电影所谓的“觉醒”而发布视频公开焚烧芭比娃娃。尽管《奥本海默》对现实生活中的奥本海默的共产主义倾向表示同情，墨菲也一直在谈论他的角色的“左翼”政治，但到目前为止，这部电影吸引右翼人士的关注相对较少。
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总共造成大约22万人死亡，这个古老的问题对于结束战争是否必要，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左派的头上，尽管在这里的讨论是混乱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Mother Jones指责诺兰在辩论中没有站在更强硬的一方，尽管墨菲饰演的奥本海默承认，美国向一个“基本上已经被击败”的敌人投下了炸弹。这部电影的重点是奥本海默最终被排斥，并被指控为苏联特工，因为他警告世界核扩散的危险——如果有任何疑问，诺兰非常清楚地认为对人类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不好的。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中对待日本人的方式，还是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的更广泛的困惑，以及美国对自己的狭隘看法。
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敌人？电影的前三分之一是由纳粹可能首先研制出炸弹的威胁推动的——我们都知道他们。奥本海默是犹太人，他把这种威胁看作是针对他个人的，希特勒嘲笑他的职业是“犹太人的科学”，因为研究量子力学的犹太人的数量很多，其中就包括众所周知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专门研究量子物理学。影片的最后三分之一则集中在苏联人身上，他们对原子弹的追求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我们也知道他们的一切，而且非常熟悉——电影中对奥本海默的闭门审讯，受到麦卡锡的启发，与美国冷战对手的公审如出一辙。中间是日本人，但我们对奥本海默可怕的武器所造成的冲击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诺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战时日本有模糊印象的人，在大众的想象中，日本是由神风特击队的战士和盲目忠诚的士兵定义的，他们在战斗结束后很久还在丛林里继续战斗。好莱坞喜欢纳粹。它喜欢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间谍。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日本人，好像他们太奇怪了，以至于无法思考。虽然日本是一个必须屈服的军事敌人，但它并没有迫害犹太人，而是迫害其他同样陌生的亚洲人；一个美国官员可能会因为共产党对曼哈顿计划成员的灌输而彻夜难眠，但他不会因为左翼科学家开始崇拜裕仁天皇的可能性而失眠。
尽管如此，对日本的漠不关心还是有很多原因让人困惑，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日本人，而不是纳粹，袭击了美国，并把它带入了战争——诺兰完全忽略了这一点，而让一个角色挥舞着一份报纸，在屏幕上几乎旋转着，宣称“希特勒入侵波兰”。无论如何，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命运把它们像兄弟一样联系在一起。
今年夏季电影季的最大巧合不是奥本海默与芭比娃娃同时上映，而是与传奇动画导演宫崎骏最新也可能是最后一部电影《少年与苍鹭》同时上映。它讲述了一个孩子的故事，这个孩子的母亲在盟军对东京的大轰炸中丧生，这个故事隐喻了以原子弹为缩影的美国的惨胜如何催生了一个新的日本，一个从废墟中崛起的饱受痛苦和创伤的国家；它之前的军国主义化身有多残暴，如今的它就有多温顺。美国迫使日本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今天，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安排，为这个基本上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保护它在东亚政治的校园里免受邻国的侵害。宫崎骏的这部电影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上映；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奥本海默》的续集，是原子弹的孩子。
要了解日本人在被强行转化为新的民族认同之前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硫磺岛来信》，这是一部同样出色的电影，在强调日本战士的高贵时，给人一种失败的感觉；或者宫崎骏的《起风了》，这部被誉为日本版的《奥本海默》的作品讲述了堀越二郎的故事。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发明了帝国陆军致命的零式战斗机；或者，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是小林正明那部无情的十小时史诗《人类状况》，它把日本人描绘成虐待狂、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乡巴佬，就像他们试图效仿的西方殖民者一样，想要统治、征服和剥削他们所认为的次等人。战时的日本人是一位军官和一位绅士，遵循着古老的军事准则吗？是一个有艺术家精神的科学家，被他的政府引入歧途吗？还是专制的残暴，用杀戮来恃强凌弱？我想，在不同程度上，他三者都是。
诺兰的工作不是忠实地描绘日本人，毕竟他拍的是一部关于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电影。但是，为了理解这位历史人物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对这位遥远的陪衬有一些共同的了解。诺兰最关心的是奥本海默把我们带入了核时代，这让人类第一次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然而，原子弹的遗产比奥本海默最后设想的世界被核火吞没的景象更为具体和具体。原子弹在光芒中创造了现代日本的同时，也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超级大国的美国。两个新的国家从原子弹的神力中诞生了，而这种转变的代价，就像某种可怕的血祭，是22万人要么被焚毁，要么死于辐射中毒。奥本海默说，为了展示这种武器真正能造成多大的破坏，有必要把这些人作为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日本人，美国世纪的开启就不会发生。
但是，当然，美国不认为自己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历史，更不用说在世界的另一边有一个幽灵般的兄弟。在奥本海默获释之际，凯·伯德为《纽约时报》撰文，一本正经地说，奥本海默一生的“真正悲剧”在于，他让科学家们不敢“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在“政治舞台上”。
不，悲剧在于，他的天才被武器化了，用来对付一个可能不再对他或他的国家构成威胁的国家，用来对付那些被对手遗忘的人，如果他们还被人知道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