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门前没有院子，只有一块不怎么大的稻场

三间两层小楼坐北朝南，静静地承受着风雨地侵蚀。靠东边向南伸出一排小屋，青砖红瓦，里面安置着她围转了一辈子的土灶，铁锅，橱柜，吃饭的小桌椅，还有忙碌的身影。西边是窄窄的一溜小棚子，十几只鸡整天咯咯嗒嗒的，像是没吃饱过一样。母亲给它们喂食的时候，总是要同它们唠叨几句，再忙也是如此。鸡的邻居是一把把柴禾堆起的“矮墙”，靠着柴禾边安放着三口大缸，以前花钱买回盛米、麦、六谷的，现在不用了，舍不得扔掉，养了两缸荷，夏天荷花鲜艳着，冬天还能摸几节藕出来。

鸡舍和锅屋对峙的中间是一条不太宽的空场地，水泥摸得光光的，尽管我们还叫它稻场，但现在却没有什么可晒的了，能见到的是一些晒干的豆角，萝卜丝，少许红、绿豆，菜地里收回来的。每次我们返城时，母亲总是用瓶，袋装一些放到车子上，我们总是带走很多，却带不走她的目光。

还有一条我们回家时车可以直接开到门口的小路。如果在南边装上一扇大门就算有院子了。父亲在世的时候不愿意装，说来人、出门都很麻烦。儿子开车回家还要等着人来开门，更不方便，几十年都是这么过过来的，装门做么事。

父亲说的没错。自我记事后，村里就没有一家有围墙，有院子的。只有一块或大或小的稻场，像敞开胸脯的庄稼人，能见到泥土色的皮肤，一根根凸起的肋骨，凹进去能看到扑扑跳的心窝子。

有的是平淡的日子。

住在老屋的时候，稻场很大，这是因为和叔叔家还有西边的小爹爹家都连在一起，像条街道。每天傍晚，我们都要将门前的落叶，灰尘，还有鸡划的痕迹打扫得干干净净，到了夏天，为了防止扬尘，得先洒一遍水。黄梅过后有了一口晒酱的陶瓷大钵，不管风吹雨打从不肯离步。偶尔有点东西晒的母亲捡拾回家的零星的麦穗，稻穗，还有叭叭叭地连枷声。虽苦虽穷，到腊月时，门前还是晒些做米糖的饭坯，米面，花生，也有我们打闹地嘻嘻哈哈声。

盛在屋子里的是幸福和满足。

成年后，父母将老屋分给了我和兄长，他们就和弟弟住在了现在的屋基地上，那时还是三间平房。

我初次出门的时候就是在这柴垛边向父亲道别的。三十多年了，我仍然记得清楚那个黄昏时刻。我将蛇皮袋小心地靠在篱笆上，独自拐进通向父亲门前的小路，袋里装的是我在外面的“家当”：黄球鞋，铝饭盒，穿的，用的，几只小塑料袋包装着，裹着它们的是棉被。妻子知道我怕冷，选床九斤的厚被，两个人硬塞死拽才将它们塞进写有“尿素”字样的蛇皮袋里。

虽然还是新春，父亲却没走亲戚，他坐在小凳子上，旁边是一堆树枝，手中的弯刀起起落落间，一根根树枝变成了树棍，前面还削成尖尖状，想来是用搭豆角，瓠子或丝瓜的架子。似乎我的到来他没看见，以至于我说要出去的时候，他手中的弯刀也没停下来，只是我耳边听到他很干脆地声音，出去好，出去好，在家日子怎么过？

出了村庄上了江堤这话还在我耳边回响，也像那树枝乱抽在我的心头上，一下下直至流血，儿时什么都向父母要，总会得到满足的心，忽地就感到被冷落，我固执的认为，在父母的心里，分了家的儿子也就成了邻居，或路人。那时的我其实需要一句话，去哪里？做什么？

默默地离开了村庄，家乡，在夜色中我渐行渐远。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是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浪花一朵，我却经受了无数的风雨，老屋倒塌后，兄长在废墟中重建了楼房，而我一家四口变成了无根的浮萍，每年一次回家的那几天都住在老丈人家里，尽管如同住在家里，但年夜祭祖的鞭炮声仍如同声声爆炸在心头上，“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就是我当时最深切地感受。

后来我在镇上买了房子，有了私家车，回去的次数勤了些，不知不觉中父母年纪就老了。有次外出，我透过反光镜见父亲靠在门框上，手抬到胸前朝车子缓慢摆手，眼眶似乎有泪溢出。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父亲流泪，在我的经历里，父亲一直是个高大也是个坚强的汉子，再难的事情也没有听他说不行的。但我确实看得很清楚，我没有和妻子说，只觉得心里酸溜溜的。

他的手已抬不高，或许是怕我看见故意放在胸前的。后来每次外出都是这样，终于有回妻子发现了，对我说，她看到爹爹（和孩子叫爷爷的意思）对我们挥手，还淌眼泪了。我没吱声，将音箱调得大大的。

不仅仅是我的父母，这些年村庄里几乎每家稻场上都很清闲，坐在屋檐下的要么是一个，要么是几个聊天的老人，他们看着太阳慢慢升起，在黄昏的背影里，收回注视着门前小路上的目光，然后缓缓地关上大门。

在村庄的后面也有我的一栋房子，建好几年了，大门一直锁着，门前没有围墙，没有稻场，只有一条小路绳子般系在渠边的大路上。也许我该做点规划，稻场应该用不上了，栽点花草，果树，到了冬天晒晒太阳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林建明，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走出村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