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世上有众多女子都说自己能够看通透，可是又有多少女子能在行动中真得通透对待。
蒋碧薇就是如此，一生都在不计后果追寻爱情，就像飞蛾贪恋火光，不惜被烈火焚烧，依旧会扑上前去。
蒋碧薇一生两段爱情被后人熟知。可是，甚少有人知道，走完79年波折岁月的她，虽有一儿一女，但在法律意义上，她穷尽了一生，依旧是一个没有“结婚”过的女人。
1986年盛夏的一个寂静的夜晚，12岁的我读完廖静文所写的《徐悲鸿的一生》，深深地沉浸在那悲情中，为那段超越世俗、身份和年龄的爱情故事感动不已。
感动的同时，也让我深深憎恶着廖静文书中所描述的那个“脸上敷着浓厚的脂粉，仿佛是刚刚下台还未卸装的演员”的恶俗女人，这个女人名叫蒋碧薇。
廖静文指责，正是她狮子大开口，离婚时索要百幅作品，让身体已经孱弱不堪的徐悲鸿大师累得过早离世，也让这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主角最终阴阳两分。
如今，岁月一晃二十数载，当年那个捧着书稀里哗啦流上半天眼泪的小姑娘，也已进入生命的中途，渐渐体味到人生种种况味。
再次对比而读廖静文和蒋碧薇两人所写的传记，竟有着与二十年前不完全相同的感慨，对她们俩的痛楚同样有着同情和理解。
廖静文和蒋碧薇虽都曾是徐悲鸿的妻子，但是她们一个陪伴其度过的是不断追求成功的青春岁月，一个陪伴其度过的是已获得成功、看尽风云后的沉暮老年。
徐悲鸿的身份虽都是“丈夫”，但此徐非彼徐，她们实际上嫁的不是同一个“徐悲鸿”。所以，她们笔下的徐悲鸿才会有云泥之别，就像在说两个人！
廖静文不可能理解蒋碧薇。因为，她身边那个疼她、护她、关怀她的好男人、好丈夫，对她来说是“蜜糖”，而对于蒋碧薇来说是人生的“毒药”。
蒋碧薇那么“凶恶”对待徐悲鸿，是因为在她心里，20余载的辛劳和痛苦，以及其后人生必将经历的飘零与悲痛，又岂是徐悲鸿百幅作品能够补偿她的？
出身宜兴大户人家的蒋碧薇，按照生命轨迹原本应该嫁到门当户对的查家，过上衣食无忧的少奶奶生活。可是，18岁的她却毅然决然选择了一个未知的命运，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跟随尚需他人资助的贫寒学生徐悲鸿私奔到东瀛。
她的家族视其为大辱，对外宣称她已病死。她与徐悲鸿没有举行过中国传统意义的结婚仪式，以至多年后有着一儿一女的她被徐悲鸿说他俩只是同居。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蒋碧薇每每都会被世人评价为“贪金”。可正是“爱慕虚荣”的她，陪伴徐悲鸿走过了大师人生中最艰难困顿的岁月。
在那留学国外的近十载时光中，作为妻子的她无数次面对山穷水尽，做过绣工，进过当铺，苦撑岁月。
即使官费按时寄来，热爱绘画艺术的徐悲鸿也常常会不顾面临断炊，倾囊购买自己喜爱的画册和艺术品。蒋碧薇也说，“徐先生刻苦好学，努力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
可是，她也是渴望丈夫关爱的普通女人，一次次被置于不顾的境地，有多少女人可以不发一声怨言呢？
终于盼到苦尽甘来，徐悲鸿归国赢来鹊起声誉。蒋碧薇以为，“回想过去十年的苦难艰辛，仿佛一场噩梦，像我这样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
可是一对夫妻往往可以在贫寒中同舟共济，而在舒适中却无法忍耐和宽待两人性格不同所带来的不和谐之音。
可以想见，她在发现丈夫手上突然带上那枚红豆戒指时的悲痛。红豆是徐悲鸿的学生孙韵君所赠，徐悲鸿用金子将红豆镶嵌其中，并刻上“慈悲”两字，“慈”代表孙，而“悲”代表他。
也可以想见，蒋碧薇陪伴朋友参观丈夫画室时升腾而起的那无言的羞愤，画室里赫然摆放着那幅《台风夜月》，画中徐悲鸿悠然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纱巾随风飘扬。蒋碧薇压抑内心翻腾，待众人离开悄悄取下画卷，回到家中对徐悲鸿留下一语，“凡是你的作品，我不会把它毁掉，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这幅画最好不必公开。”
看一个男人是否真是男人，不在他深爱这个女人时，而在他决心离开这个女人时。蒋碧薇或许也未想到，这个与自己曾经同枕共眠十数载的男人会在1938年和1942年两次于报纸赫然刊登广告，声言“鄙人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两次登载的目的并非完全相同，一次是为了与孙韵君结婚，未果；一次是为了与廖静文结婚。
18岁那年天涯相随，两个孩子辛苦抚养，25载后竟被抹去一空，只留得“同居”一词印在报纸上。
“他登载‘同居’广告，想就此抹杀自己的责任，这一件事即使将来我睡到了棺材板上，我也无法忘记这份侮辱。”性格刚烈的蒋碧薇真得一生都没有忘记，即使垂垂老矣时。
在这点上，有多少人能够责怪她，因为有多少人真的能做到宽恕这份伤害？
为世人所垢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蒋碧薇当了张道藩二十数载的“情人”，因此曾拒绝与徐悲鸿复合。
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女儿丽丽，这位当年的小姑娘已经从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岗位退休多年，白发苍苍的她言及蒋碧薇和廖静文两位母亲，口气大为不同。“她自甘堕落，甘当情妇。”丽丽如此评价自己的母亲，言语中有着对母亲的愤懑。
女儿丽丽也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自己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外公在炮火轰炸的重庆那份无依，更何况他人呢。
在蒋碧薇的笔下，当时，徐悲鸿抛家避难于海外，说要在海外画画募集抗战资金，而将一家老小扔于战火纷飞的乱世。是张道藩，在烽火燃起时，将她和她的孩子们送上拥挤不堪逃难去重庆的船；是张道藩，帮她寻找工作，她一人兼三份工作撑持起一家老小的生活，从此能够走上自立的路；是张道藩，在战争中一次次探望，帮她安排孩子的学业，给她乱世中的关爱和关心。
张道藩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与同居十年的蒋碧微分开，回到了自己妻子的身边，在廖静文的回忆录里被定义蒋碧薇“被张道藩所抛弃”。
同为抛弃，可是蒋碧薇对于这两个“为人性格迥然不同的男子”，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和态度。
蒋碧薇回忆录分上下两部分，《我与悲鸿》占三分之一，而《我与道藩》占三分之二。前一部纯粹叙事，对徐悲鸿指责甚多；后一部情深意长，对张道藩无一微词。
细究原因，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徐悲鸿把她伤得太深，而另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她所说“惟有道藩，每每在我苦闷彷徨的时候，会适时合宜地给予我安慰和体贴。这是他对我最大的赐予，使我在冷酷的人世，得到无比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