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西门卖旧书的老人处买了本《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0年第三版)，每次翻开都难免窝火——明显删去了好几封敏感时期的信件跟一些“不合时宜”的句子段落，读来常有衔接不上之感，而校对排版又烂到家，汉字错了还好，不认识的外文词错了可真就不好求证了。这不是卖书老头的问题，也不是旧版书的问题：曾买过的新书中也有这种情况——删改得明目张胆怕人不知，花完了这八个小时的功夫便忙不迭下班，校对都不用了，留下一本千疮百孔的书和一群憋气的读者。
忍不住，实在忍不住了——墨水越多的人这良心要坏起来就越臭，怕是狗也不稀得吃的。
撇开这些不说了，我是很喜欢读信也很喜欢写信的。很幸运大学一直与小天和捞婆保持着通信往来。每每检查信箱，若是发现有一封信安静地躺着，那一整天都会很开心。四年下来收到的信已经集了一小叠，看着颇有成就感。
每次买旧书都被卖书的老头儿拉着聊会天，他说，还是写信好，十年几十年以后还能翻出来看，多有意思。这恰恰是我上一封给捞婆的信中写的话，听起来有点老气横秋。短信邮件之类我习惯看过就删，然而信件则会收在柜筒，隔一阵子翻翻，这个人，这段时间的生活轨迹就很清楚了。
在我看来，网聊，甚至包括面对面聊天，都太多干扰，太容易被打断，而且还要无时无刻不顾虑着对方的话题和心情，所以思绪是断的，而且浅。相较起来，写信的时候则需要独处，安静，还需要一段相对长的时间，这样才能把自己想说的写明白。人静下来了，思考就是连续的，想得更深入，情感则更容易被发掘出来，像是记日记。但信是用来分享的，不像日记本，是个死物。信件一来一往，有一份情感寄托在，还有去信收信间那份期待，也是颇为珍贵的。
另外，拥有对于另一个人字迹的记忆，也是一件珍贵的事情。与大白一年未见，前段时间见面，他看到我在书页上做的注脚，随口问“这是你现在写的字？”。听得出来大白是不太满意的，但当时最令我伤心的不是这个，而是，由此看来，大白已经认不出我的笔迹了。大白的字很漂亮，笔划游刃有余，框架张弛有度，字形方正大气而不拘泥刻板，从小就是我模仿的对象。大白也自小勒令我练字，直到他去了外地，我懈怠下来。
我的字向来是广大收到我信件或明信片的群众们吐槽的靶子，小菊姐姐的评语是“跟铁丝似的(七扭八歪)”，懒怠再说了。而我是很喜欢看别人的字迹的——捞婆的字饱满有力，笔划端正又不失俏皮可爱，从高中起已是如此；小天的字更是熟的不行，看一眼就能认出来。她的上一封信说要改变字体，信上的字迹的确有些变化，但我还是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即使她不署名我也还是能认出来。不知道她看到这个会是啥感想，不过如果是她也把我的字迹记得很清楚，我会很开心。
故对我而言，通信是一种很亲密的行为，若是有人愿意为你费这些心思，愿意把他一段连贯的故事与思考和你分享，愿意在这有网络有电话的时候仍选择写下一页页手迹并在无意间也记下了你的字迹，这可以算是一种荣光了。所以，我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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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喜欢读信，不限于自己所收到的。高二的时候许海鹏借过我一本余杰的《香草山》，虽说被当做爱情小说，实则类似于作者的书信体自传。信中男女主人公原本素未平生，在你来我往的书信中相互了解，不仅聊文学，聊美学，聊哲学，也交换各自生活中的顺意与不顺意。然而与信中的健谈爽朗相比，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人却显得笨拙拘谨，尽管男主人公在见面之前，凭着从信中对女主的了解，已然为她勾勒了一副样貌，并在见到她之后觉得正是他心中的模样。最后，女主选择放弃了工作来到男主的城市，与在低潮期的男主厮守。
隔了太久，我甚至忘了这本书两位主人公(也是仅有的两个人物)的名字。不过我记得在我仅仅是看完前几章就忍不住把这本书从原主手中强买了过来，在高中的课桌下前后翻了好几次。《香草山》算是我读的第一本非情节描写类的书，但这一封封信拼凑出来的却是一段两个纯粹的灵魂，两个连具象都尚未在对方眼里成形的，有着独立思想的孤独灵魂相遇相知，相互共鸣的故事，一段自柏拉图展开，到灵肉相融的故事，一段完整的，完满的爱情故事。
由此看来，从所思所想中了解到的也许比面对面的所见所闻更为真实——表情行为可以伪装，思想是假不了的。
相较而言，《傅雷家书》则更平实，毕竟比起热烈的爱情，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更厚重，深邃且博大，在我读来也更亲切。这些信件本就不作出版之用，语言都很朴素，一如平日一次长谈，家人之间，言语也都真实自然，无需太多顾忌(当然，既被出版，我们读到的便不尽然了)。从一九五四年傅聪离家起，到六六年傅雷夫妇受迫害悲愤自尽，十几年间傅雷先生基本上每个月都给大儿子写几封信，有长有短。长的可至万言，短的也可能只是几句话，一瞬间的思考。傅雷先生不仅仅是翻译家，也是位艺术的品评师，常常给儿子的演奏提评价，哪里处理出彩，哪里表达欠妥；或是与儿子分享其他音乐家，演奏家的故事及音乐表现。由信中可知，傅聪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傅雷先生高深的艺术造诣。
傅雷先生与傅聪是志趣相投的朋友，这点难能可贵，也是傅雷先生教导有方的结果。然而我在佩服傅雷先生之余，所见到的更是一个父亲，一个非凡且平凡的父亲，一个思念孩子不得成眠的，期盼多收到孩子来信却担心孩子工作之余太过劳累的，在三年灾害期间病倒挨饥不得不向孩子开口嘱寄食物内心无比挣扎的，苦口婆心在学习生活，事业家庭等方面一遍遍劝谏孩子的，捧着孩子新灌的唱片反复摩挲不忍心听生怕其被家里的老唱机弄坏了的，为孩子的一切成绩欣喜自豪，把自己的所有苦楚悄然掩藏的，平凡的父亲。
我还见到了一个努力收集相关资料，以期对孩子事业有所帮助的父亲，一个调动各种资源以了解孩子情况，便于随时给予建议的父亲，一个希望孩子为卧病的自己多多讲讲音乐界新事，生怕落后的父亲——一个需要被需要的父亲。
恰恰处在这个年龄，我们离家，父母守望，我们在长大，父母却在衰老。也许子女的成长于父母而言总是个矛盾的体验——因着孩子的进步欣喜，又因着这进步所带来的独立而恐惧。思及此，在看到傅聪后来说“已不是当年家书中的孩子”时，心里不免有芥蒂——一方面总觉得这句话显得太过不近人情；另一方面，自知，在不远的将来(甚至现在早已)，我也会有这般负我双亲的一天，并不因为使他们失望而负(毕竟父母何尝对儿女真正失望过呢)，而是，终有一天，违逆他们意愿地，将他们由保护者变为被保护者，由被需要者变为需要者，被我亲自，把他们从我生命支柱的位置移开，尽管子女会永远是父母生命的依托。
小时候学校喜欢组织给父母写信的活动，我也曾别别扭扭写过以敷衍任务。那封信被小黑翻翻覆覆看了好多遍，不知道她收到哪了。的确，信中总会更容易说些口头难言的话，即便从未见过小黑写信，但似乎也可以考虑写家书这件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