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理不在物上，而在人心中。以诚意为本，意诚则本心明，本心明则万理自然通晓。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说很难达到先生的这种境界，因为被太多的琐事所烦扰，无法真正的达到本心，所以就无法通晓万理。
王阳明此文落重墨来讨论知与行，心与理的关系。他极力反对朱熹的二分法，文中力斥“析心理为二之非”，试图弥补知、行，心、理等相关范畴间的缝隙。
朱熹根据《大学》首章，提出要先格物致知，然后才能正心诚意。因此便要“即物穷理”，去格一件件物之中的理。但此法甚为繁琐，而其结果是，按照王阳明说法，“博而寡要”。王阳明早年亦曾依朱熹所言去格物，然而格竹失败的经验才促使他抛弃朱子的格物之说，转向心学。
就此文范围来看，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理不在物上，而在人心中。所以脱离本心，去繁琐的在万事万物上求理无异于缘木求鱼，劳而无功。这样看来，王朱二者的差别在于为学近路的不同：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朱熹以格物为本，主张先去格身外万物之理，然后才能正心诚意致知；而王阳明却以诚意为本，意诚则本心明，本心明则万理自然通晓。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方法是务外遗内，舍本逐末，是“道在迩而求诸远”。
但是有人会觉得朱熹的“格万物”虽然繁难，但毕竟操作性更强。王阳明的方法太玄，容易流于佛教“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功夫。对此王阳明在此文一开头便申明了自己的学问与佛教的区别在于：自己的学问要求每日用功，而不像佛教那样凭空冥想。他通过引入他的知行关系理论，为自己的学说在实践上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步骤，从而减轻了其理论的空洞玄虚。
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为“知行合一”。他认为必须“知”后才能清楚明白的去“行”；而只有“行”后，才能将“知”落到实处。 “知”就一定要“行”，只有在“行”了之后“知”才完整，否则不是“真知”。用文中的原话来说就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这样，王阳明就将“知”“行”二者联系起来，修补了朱熹“知先行后”的说法所导致的理论裂缝。“知行合一”理论，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很好的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知行问题，也即如何在道德判断和相应的道德实践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问题。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建立在他的“万物一体”的说法上的。也就是说他从根本上就把“知”与“行”看作同体一物（而不像朱熹把“知”与“行”看作不同的两物）。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做法是相当聪明，或者说相当狡猾的。毕竟看作一物，要比看作两物要更容易完成从“知”到“行”的跳跃。
“知行一体”的说法还解决了文中一开始顾东桥提出的“功夫次第”问题。倘若把知行看作两物，那么诚如顾东桥所说，它们之间“不能无先后之差”；但既知行一体，那么肯定是并进无先后了。顾氏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
这篇文章可算是整个王阳明思想的缩影，就我体会到的来说，可以总结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
另外我想补充说一下王阳明和叔本华思想的一点联系，以及我对他们理论的一点看法。
他们两个人都试图通过理论证明：由道德规范必然可以导出相应的道德实践。并且他们的理论基础都在于“万物一体”。有所不同的是王阳明更注重实践效用，因此对在实际中如何致知笃行的方法谈得更多一些；而叔本华更注重于道德合理性的证明。
但是，诚如叔本华所说，“道德，鼓吹易，证明难”。想跨越知与行之间的鸿沟实在不易。虽然王阳明与叔本华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全都基于一些玄学的假设，并不能使人信服。对于解释不道德现象，他们怎么说呢？当然，他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本心或者同情心受到蒙蔽了。那么，应该怎么样解除蒙蔽呢？他们给出的方法恐怕并不太奏效，否则现在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不道德现象呢？
道德是不能由它本身被证明的。玄学式假设更加不可靠。我觉得应该更实际一些：难道暴力不是道德可靠的保证吗？暴力可以“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虽然，我不能证明暴力和道德之间有因果联系，但是暴力和道德的相关关系（这可以观察得到）绝对比玄学和道德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