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收复了中国绝大部分的领土，但相比于前朝，外族的势力更加强大，对中原更加虎视眈眈，面对异邦的存在，赵宋王朝得想法设法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义。
赵宋王朝的合法性来源于武力，但能在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五代十国时期长期的政治动乱下国家权威与秩序处在崩溃的边缘。在权力总需要“奉天承运”的中国这些都需要文化策略来支持。通过礼制的恢复与重建，如封禅、祭天；通过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国家系统，如“杯酒释兵权”、用重典；通过恢复与重建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有效性以教育和考试培养阶层化的知识集团以建立制度化的文化系统等方式来重塑国家权威。
尽管国家逐渐确立了合法性、但是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危机依然存在。在长期的战乱下，人们对于同一文明和共同伦理的认可已经趋向瓦解。在普遍的价值混乱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意义，以建立民族自信与自尊。强调空间观念上的中国与四方的等级差异，而贬斥四方蛮夷；确立一个同一观念，即“理”的重一提出；最后重新确立士人的位置。宋代大量选拨与任用士人，开放取士的途径，官学、私学的重建也加速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集团的建立。这种庞大的士人集团的建立也成为了制衡皇权的重要政治力量。这种制衡之下，他们提出了“理”这一直指人的内在的性情的学说。这一学说直接源于韩愈，他们追寻韩愈的道路改变了过去以《礼》为中心的政治学经典系统，而是以《中庸》《大学》为中心探索尽性的途径。
在宋朝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洛阳与汴梁。在政治首都汴梁，正当持实用策略的一批官僚在皇帝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推行他们的新政策时，在文化中心洛阳，却聚集着一批相当有影响，却没有政治权力的高级士大夫，如司马光、周敦颐等他们坚守着一种高调的保守立场。在葛先生看来，这种道统与政统的分离源于政统与道统的不同价值取向，政统希望道统偏向于吏，而这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延续韩愈思路的士人的激烈反对，而这种分离的最集中的冲突表现在王安石变法上，以政统为基础的改革派与以道统为基础的保守派上的政治较量。道统拥有如此强的力量葛先生认为是道统有了过去没有的极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爆发式的发展，使各个阶层的人都能阅读到士大夫们的著作并支持他们的看法；二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相对宽松的自由讨论的社会风气；三是士绅阶层的重新复兴，他们谋求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自然偏向于道统的保守派。
在那个时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士人集团却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是政治权力的以实用为取向的思潮逐渐瓦解他们的根本意义，二是“异端”学说的兴起剥夺了士大夫们通过阐述儒家经典而确立的思想权力。在这两个层面的威胁下，他们需要将自己的思路推向极端，把它放置在最高的位置上。他们需要重建一个终极观念，在对终极观念的寻找中，通过发掘文本不断抽象出少数的大道理。而这不断发掘中，逐渐形成了由天地宇宙转向内在的心灵人性的倾向，而形成了“内在超越”的思路。这就是宋代理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