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汤一介先生，大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夏季的北京孔庙。那时，中国学术界正处于复苏时期。汤先生清瘦，有点白发，和李泽厚等名人一起，坐在台下，听冯友兰先生讲话。那一次会议，梁漱溟先生似乎也在场，讲话也不太清楚了。汤先生有英文写作和讲话的能力，但是，那次会议他没有讲话，张岱年先生倒是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尊孔的时代结束了，批孔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中午时分，我去问方立天先生：魏晋玄学究竟有没有用处？先生笑答：对治国似乎无用，对哲学肯定有用。而那一次，汤先生太忙，似乎是在筹备中国文化书院，我几次想约他的书稿，都没有成功。他微笑着，说是写不出来，事情太多了。后来，我读到汤先生关于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和情景合一的系列论文，才知道，他正从总体上思考中国哲学问题。便不好去叨扰他了。
还有一次，在北大出差，几位朋友一起，说是去看看汤先生。但是，一经联系，才知道，先生去美国讲学，顺便享受天伦之乐去了。就是这样，连续多次没能见到。但是，读到汤先生关于建立中国诠释学的系列论文以后，知道他又在开辟新的领地，力争把中国经学加以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中国诠释学。显然，这体现了先生的学术视野和包容精神。他正在微笑着看待这个世界的学术走向。他那几种译成英文的小书，也都很有趣味，值得细加把玩。看来，中国文化书院的视野的确不一样。
大概是本世纪初，他在东北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册论文集，收入了关于建立中国诠释学的系列论文，我因远偏于合肥这座小城，实在无法买到，便恬着脸写信给先生，请求赐我一册。先生回了我一封信，谈到他的身体和工作状况，并把书中校对错误一一改正，赐我一册。我心中有一种温暖涌出。
2010年，我们几个朋友在北大谈点约稿的事，说到汤先生的《儒藏》和《中国经学史》工程，才知道，汤先生平时不再见客人，正抓紧时间，力争尽快把《儒藏》系列推出来。朋友谈起他的身体和忙碌状况，都很担心。但是，大家说到他的微笑，那场景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汤一介先生是名门之后。他的中国学术研究是儒、道、释兼容，晚年更归于《儒藏》工程。而他那些小文章，淡而有味，余音袅袅，犹如他那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