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夏天，我去了北京，又见到了开放哥。晚上我们几个人买了几个凉菜、几瓶啤酒，在北京西郊十几平米的小出租屋里摆开折叠桌，围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席间，我开玩笑似地问，哥，你有女朋友了吗。然后，一桌人就都笑了。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五年前，他一定会羞得脸红，低下头吞吞吐吐说出一些没谱的话来。但那天的开放哥竟跟着我们一起开怀大笑，还说，咱一个农民工，养活自己就不容易了，哪还想那个！笑完，他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对着桌上的凉菜发了半天呆。许久，他认真地自言自语，还是不能找城里姑娘啊……
开放哥在这几年里所发生的变化让所有街坊都为之惊讶和欣慰，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木讷、蠢笨的小男孩了。
开放哥大概年长我六七岁，是宗族中同辈份的兄长。他的名字大概取意于“改革开放”，就好像其他许多乡下孩子会被起名叫“建国”、“国庆”和“振国”一样。街坊们都知道开放哥是其母亲改嫁时携来的，只是他彼时年幼，并不知情。街坊们也就一直守口如瓶。直到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猜想开放哥也未必被告知了真相。也或者他早已经在街坊们的脸色中看出端倪，只是未肯发作而已。毕竟，他一直很擅长隐瞒心事。开放哥的家是整条胡同里最破落的一户。当其他街坊家都安装上通红的大铁门的时候，他家仍然是矮小的木板门，门扇上的清漆脱落殆尽，门梁上方生满了狗尾草。穿过院门，是土坯的影壁墙，影壁后头就是两间小猪圈了。圈里的脏水经常流到院中的低洼处，臭气熏天。院中的北屋、东屋和西屋是几间陈旧的砖房。这几间房的墙皮都快要脱落，只能用各种广告纸糊满，勉强坚持。
小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开放哥的父母外出打工，只留下他一个人守院子，他就成了这个小院子的唯一的主人。那时候，开放哥大概小学六年级。这么小的年纪，离了父母怎么过活？简单！他的爹妈会在出门前蒸出几锅馍馍为他留下，他只需要定期将馍馍回锅蒸一会儿以防止变质就好了。再从村头的小卖部里买一大袋咸菜，这样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了。
开放哥很认真地打扫自己的院子，经常会用一把大扫帚把院子整个扫一遍，院子的土都被扫起厚厚的一层，足足攒够一推车。邻居经常开玩笑，说开放你这哪里是扫院子，这样下去，院子都快陷下去了！
开放哥因为年长，所以在高年级。但街坊都知道开放上学是个“地瓜蛋”，或许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他经常把我们几个低年级的弟弟凑在他家那间很旧的北屋里，给我们所有人“补习功课”。那时候开放哥相当认真。他为我们伸开一张用来垫粮食的大木板当作书桌，要求我们在田字格本上练习写字。我们用铅笔写，最后他用圆珠笔批阅。他批阅得相当严格，即使有一点涂改都要被判零分。那时候我们只觉得这就像是过家家，没人真正用心。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开放哥大概是觉得，把我们这群小孩子管教得好好的，算是大功一件。至于为什么要在意这个大功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次，开放哥被一只狗在屁股上咬了两个洞。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家狗挺多，那时又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我们几乎整天在街头巷尾疯跑，因此已经发生过好几起小孩子被狗抓伤咬伤的事故。我们那群小孩子从大人的口中听说了“狂犬病”这个名词，那时候隐约觉得那是个很严重很严重的疾病，几乎等同于瘟疫，得了这病就必死无疑。
开放哥被狗咬伤以后在家里默不作声地呆了一下午，没有哭闹。直到街坊们发现了异样。事后我们问开放哥那天下午在干什么，他说他在写遗嘱。因为觉得自己快死了，默不作声地咽气不会给家里人添麻烦。那时候我们觉得开放哥就是一个英雄。所以他病愈以后我们一致推举他做我们的头儿。
开放哥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在家了，后来在我爸的介绍之下去了北京打工。是一份在印刷厂做印刷工的活计。他第一次到北京时正值暑假，所以我们同程奔赴北京。那是开放哥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出这么远的门，所以他换了一双崭新的3520布鞋和一双洁白的尼龙袜，还有一条浆洗得发了白、起了皱的土黄色七分裤。长途客车进京以后，面对着琳琅的大厦和错综的立交桥，他不停地往车窗外看，还欣喜地问我：“天安门在哪儿？鸟巢在哪儿？长城在哪儿？”
那天我爸到车站接我们兄弟两个，回程的路上，我爸问坐在汽车后座上的开放哥：“开放，知道你爹为啥让你来北京吗？”
“知道。挣钱，盖房子。”
开放哥看着窗外，嗫嚅半天，嘴唇里终于蹦出这么几个字。
那天晚上，我和开放哥在一家大排档旁边的长椅上谈天。谈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其间他曾经抬起头来看了看北京的那种被霓虹灯映照得五颜六色、肮脏不堪的夜空，说：“唉，从此就要独闯天涯了吗？”他的语气很轻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这话头我没法接，所以谈天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后来的这些年里，我渐渐长大，才明白当初我们都低估了“天涯”这个概念了。
那个时候的开放哥，大概十九岁吧。
初到北京，开放哥极好的展现了一个农民工的木讷和蠢笨。他不适应讲普通话，他听不懂北京话的“墩布”就是拖把的意思。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爸亲自到场。车间经理看在与我爸熟识的份上，在付完2500块工资以后，又默不作声地塞给开放哥300块钱。我爸马上会意了这其中的人情世故，连忙跟经理握手，表示谢意。可是开放哥走出车间以后却大为不解地问我爸：“叔，为啥老板多给了300块？是不是搞错了？”我爸一愣，在开放哥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说：“你他娘的是装傻还是真傻？”我爸说完，径直向前走去。开放哥愣在原地，还是没想明白挨打的缘由。
后来开放哥在北京的生活我就不甚了解了。只是在少有的几次见面中感觉到他越来越健谈，也听说他这几年成了厂子里不可或缺的老员工，工资也是水涨船高。他们家盖起了新房子，破木板门早就换了。开放哥的父亲也不再外出打工，而是购置了一辆时风三轮车（而且是带蓬，能电打火的那种），在乡下做收购粮食的生意。
今年的夏天，我去了北京，又见到了开放哥。晚上我们几个人买了几个凉菜、几瓶啤酒，在北京西郊十几平米的小出租屋里摆开折叠桌，围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席间，我开玩笑似地问，哥，你有女朋友了吗。然后，一桌人就都笑了。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五年前，他一定会羞得脸红，低下头吞吞吐吐说出一些没谱的话来。但那天的开放哥竟跟着我们一起开怀大笑，还说，咱一个农民工，养活自己就不容易了，哪还想那个！笑完，他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对着桌上的凉菜发了半天呆。许久，他认真地自言自语，还是不能找城里姑娘啊……
后来开放哥因事请假回了村里，在家帮着在房顶上晒粮食。我在胡同里走过，他拄着铁锹，在房顶上叫我。我使劲仰起头来看他，突然发现阳光里那张微笑的脸已经完全是一个大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