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时期，现代性的因素已有所体现，却依旧深受旧伦理的束缚，具有一种过渡时期的特点。王德威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种说法只是强调着时间的推移。后人提出“没有五四，何需晚清”，并非是不需要晚清，哪怕不需要也是存在的，而五四文学的创新意义是不容忽视的。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依托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解放人的个性，向封建性的文化发起了挑战，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章，被称为启蒙的现代性，促进了人的觉醒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开始淡出生活，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人民深受触动，制定了革命现代性的原则，革命现代性推动了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将文学的政治标准作为第一位，艺术标准作为第二位，虽然艺术感染力不强，但有一定的意义存在。一些优秀的左翼作家，如萧红、叶紫、沙丁、茅盾等，把阶级的意识与个人经验相结合，使得作品贯彻了革命现代性的精神,也融合了五四启蒙现代性的传统。
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下，被称为“一体两翼”，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诚然，港澳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民族的创作没有地位高下之别。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为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的发展时期到来，即“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已有大致的共识，把二者合并起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