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钱容易伤感情，更何况涉及到一个人的付出。

近期，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的文件指出，要实施财产性收入开源清障行动，实施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行动，提出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负，同时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堵塞高收入者非正规收入渠道，发挥收入调节功能。

听起来十分合理，但仍然有诸多争议的地方。例如典型的一个疑问就是，对高收入进行加大税收调节力度，但应该怎样界定高收入者呢？国内有媒体将高收入定义为12万元以上的群体，将在个税改革短期和中期目标阶段被重点调控，顿时引来争议。往往政策出台之前，都会风声鹤起，尽管国务院有人已经出来辟谣，指出12万元不是划分高低收入人群的界限。这一次12万引发的争议，却实打实地击中了中国城市中产的痛点。

12万年收入的提法，完全是空穴来风吗？

先不谈税收，以收入界定，12万算是个什么水平？有人说12万扣除五险一金所剩无几，也有人说中国税率不算最高，更何况即使12万在一线城市也算高收入。各说纷纭。放眼一线城市，12万收入绝对不算低。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2016年一期民生民意调查报告，有29.70%的人的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30.60%的人在“5.1万元至7万元”之间，25.30%的人在“7.1万元至10万元”之间，而只有14.40%的人的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这意味着，收入10万以上者只是少数，可以预计收入12万的仅占到了10%左右。

既然如此，为何对12万感到愤愤不平？

现实很骨感。实际上，所谓的高收入者大多生活在一二线城市，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与膨胀的物价压力，12万元真的不算宽裕。以深圳一个普通的金融员工为例，假设他年薪12万，扣除掉五险一金，所剩大概10万。而租房2,500，生活费开支2,000，社交通讯开支1,000，其他支出1000，所剩3500。这已经算是比较正常的开支了。再来看看房价，深圳的房价已经超过6。5万一平米，有些地方甚至超过10多万，一套100平米的房子，12万元的高收入者不吃不喝甚至不纳税也得50年才能买下。50年啊，是个什么概念？如此说来，这所谓的高收入者其实也难说是真的高收入者。

一边是达到12万收入者为数寥寥，另一方面则是12万购买力日渐稀薄，这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似乎不相符合。探究其根本，这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中国近三十余年的经济高增长，财富分配呈现出剧烈的分化。曾几何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阶层之间不再固化，而是可以流动，好像只要足够努力或者够胆够运，命运就可以掌握在手。但是，这种界定已经比较模糊，阶级的固化，暴富者高高在上，无需承担与他们的财富不相匹配的义务，苦逼的中产阶级却必须时刻紧盯自己的钱包，也面临随时可能坠入他们看不起的下等阶层。

站在更大的背景，是财政和居民收入的紧张

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结束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从以往的两位数变为个位数的增速，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开支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造成了长期的债务问题。以2015年为例，当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68亿元，财政赤字也会突破2万亿元。压力之下，个税征收也成为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按照2015年财政收支数据，2015年个人所得税8618亿元，同比增长16.8%。然而，对比之下，2015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9%。这就造成了财政和居民收入之间的紧张。

谈钱伤感情，12万年薪只是高收入假象而已

目前用加收个税缓解压力的方法并不明智：

第一，中产阶级还在培育中，个税收入并不占财政收入的较大比率，从原则上讲，个税改革不应该以增加收入为目标；

第二，个税的每一次改革都会引发大小争议，目前，信息不透明，各方利益格局不均，处理如果不当，很容易带来诸多问题。

收入对应着开支，本来呼吁的预算透明，迄今仍不尽如人意；纳税对应着福利，增进民生开支本应是积极财政政策应有之义，但在利益格局之下，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社会保险统筹等举步维艰，普通民众难以感受到与纳税相对等的福利。

谈钱伤感情，但金钱也意味着自由与权利，而赋税本应该和权利义务挂钩，付出越多，期望也就越大。而所谓的12万年薪只是一种高收入假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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