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下女性自我异化

在《倾城之恋》中, 张爱玲冷静地写出了金钱对女性生命存在的巨大侵蚀。穷遗老的女儿白流苏离婚后呆在家中, 却受尽了骗光她钱财的哥哥的奚落和家里其他人的冷眼, 急于再嫁。于是, 谋生之急使她在初识华侨富商之子范柳原时, 就决意再嫁,并为此想方设法。二人便开始在情场上玩起了游戏,互相“算计”与“引诱”。 而她的悲哀就在于只能依附一个得以长久依靠并有经济实力的男人才能稳定的生存。为了摆脱生存困境，在男权下她发生自我异化，永远无法逃脱委身男性以获得生存保障的悲剧命运。可是, 她已不见容于她的家, 又没有任何经济的保障, 这个游戏再危险她也得硬着头皮玩下去; 务必使自己能拿到生活的最佳保障———婚姻。在这场游戏中白流苏一直处于下风, 她已经看到了自己沦为范柳原情妇的前景;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使得她能成功地嫁给了范柳原,最终获得了婚姻的保障。而对于范柳原婚后的风流, 她是不闻不问, 安心地作她的范太太了。

张爱玲最擅长在不动声色中淡淡道出这种婚姻的实质。她借白流苏之口明确地说“婚姻无非就是长期的卖淫”。这些“准娼妓们”,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其作品整体的苍凉之感、悲切之意更是让人认同 “她谴责这些, 而抚慰那被损害的,被侮辱的。她以她的眼泪,不是悲怆的而是柔和的眼泪洗净了人间。”的确, 她不是以超然的态度客观地观察和摹写现实, 她的主人公既是讽刺的对象, 同时又是同情的对象。 “他们来自城市的最底层, 张爱玲为这市民阶层的人生做写真,表现他们的愿望、现实、矛盾、痛苦、敷衍、苟且等等。没有反抗之歌, 只有生存气息; 没有 远大理想, 只求现世满足。张爱玲解构英雄、高雅、悲壮, 有的只是凡人、通俗与苍凉 ”。

人类无法逃脱的命运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处境一样是无法超越的限界。

女性自我的异化导致命运悲剧

这就令流苏陷入寻求逃离自由却又难 以独立生存的矛盾困境。流苏在逃离白公馆时，面临过 “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她自己也深知，“我是个顶无用的人”，逃离后定无出路。流苏不是娜拉，她的逃离是为了体面的前途，正如胡兰成所说 “她以她残剩的青春的火把，去寻觅一点儿温存，一些儿新鲜，与一些儿切实的东西。她把这些归结于第二次的结婚，而她也只能如此。”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可想而知，若干年后的流苏，极有可能再次面临不幸的婚姻和逃离的窘境，可那时的她韶华倾覆，便也失去了仅剩的资本，再难觅得情缘，落得凄凉悲苦。缔结的婚姻，温情的团圆，实则并非是最后的落幕，人性异化的悲剧还在循环的上演，团圆的结局更是绝望苍凉。

 不论是亲情、爱情悲剧，还是婚姻、团圆悲剧，恰都源于中西文明交错下人性的异化。人性异化的悲剧体现着张爱玲虚无怀疑的苍凉意识，这苍凉最能传达她的人生感受。动荡的时代，飘零的身世，多舛的命运，她将自己的亲身感受融入作品中，以冷漠琐屑的态度和敏锐深刻的眼 光，旁观着沪港双城 “软弱凡人”的恩怨纠葛，见证了资 本主义的腐朽丑陋，揭示人性异化的悲剧意蕴，从而流露 出浓重的苍凉意味。

《倾城之恋》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和“一个自私的女人”的故事。在动乱的世界中求生的世俗男女，“他们不是英雄，而是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 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现实的无情消解了绝对的真爱，人性的自私在战争与恋爱的过程中暴露无疑。“死生契阔”不过是平凡夫妇间的那一点点真心。世上本没有传奇，平凡人的生活中本来就是充满传奇的。

张爱玲是喜爱这种传奇的。那是一个呼唤英雄救世的时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确是庸俗的， 他们没有救星， 灵魂的深处一半在绝望，一半在麻木。人们每天忙着的总是吃喝、婚丧嫁娶。然而俗人们毫不做作的追求世俗的生活才是真实的，是作者熟悉的，也是安全的。这是没有信仰的时代，精明的世人们也不需要信仰，这便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张爱玲的深刻就在于，她对于人性的表达超越了女性世界中因缺失价值的实现与他人的认可而生出的无止境的恐惧与荒芜，而是深入人类远古时期的恐慌，人类的弱小与胆怯在一代代的血脉中蔓延。不管是在从前有神明庇护的年代，还是在现在城市文明的乐园中，人类原始的本性是永恒的， 这既不是上帝创世说的原罪也不是人性本恶的论调，仅仅是个体人的生之悲哀。生命是如此的充实怎会单纯的以好坏、 善恶来评判。异化指人抛却能动性，产生自我的对立面，并被外在、异己的物质或精神力量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