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里这样说。
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三十年来，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子里，在每年和夏志清来往的三两封信里，她除了关于写作和书籍出版事宜之外，常常提到的是时间的紧迫、长期反复的感冒以及虫患（实际应该是一种皮肤病）的困扰。
今年是张爱玲百年诞辰，她出生于一百年前的9月30日。我已经好多年未读张爱玲的新作了，今年特意买了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以及《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还有《纸短情长》（皇冠版一直未到货），为这纪念我最喜欢的这位作家。庄信正与张爱玲的的通信也是从1966年6月开始，直到张爱玲去世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即1994年的12月，两本通信集断断续续读下来，张爱玲的措辞都是矜持而礼貌，简洁克制，却又显得温和恳切，不似她作品中的凉薄与孤傲。却正因此，让人感到格外的悲凉和难过。
出生于簪缨世家的张爱玲，曾有煊赫家声，她的父亲和母亲皆出身名门，一个是御史之后，一个是军门千金。但他们的结合毫无感情可言，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如果要探讨这段婚姻最大的意义，也许就是成就了一个天才作家。
四十年代初，张爱玲二十岁，便崭露头角，蜚声文坛，应了她的那一句，“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迟，就不那么痛快了”。六七十年代，身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1961年发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给了张爱玲42页篇幅，并将她排到鲁迅之前，甚至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华语文坛一时轰动，开始了关于她的第二波文学热潮。直到今天以至于将来，张爱玲，终将是一个华语文坛绕不开的名字。
小时候，她曾立志“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十二岁拿稿费就买了当时最风靡的丹祺口红。年轻时候的她特立独行，穿奇装异服，神采飞扬——“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中年以后她却选择退隐于美国繁华都市，过着深居简出，简单朴素的生活，因为怕虫患，不断搬家，有时甚至一天换一个汽车旅馆，经常感冒，牙疼，因为没有医疗保险，每有病痛必奔波于公立医院看病，花费了特别多的时间。四十岁以后她的作品明显减少，除了《赤地之恋》、《对照记》等，主要专注于《红楼梦魇》的写作和出版，《海上花》的翻译，以及自己旧作的翻译改编，还有为了生存所接其他的教学或者翻译等工作。因为身体的原因，有时一冬天的伤风感冒，使她的工作效率很低，在给庄信正的信里她很苦恼自己，写三封信有时就是一天的工作，也正因此时间的流逝也成为她精神上的压迫，但只要身体许可，她还是一直工作的。我想，无论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都是她的选择，即使是写好遗嘱，清冷寂寞地告别人世，也是她愿意的。
这两本通信集语言是平实的，不似她文学作品中的涉笔成趣，文采斐然。但是读到了张爱玲在现世的人生里，与朋友交道中的谦逊、恳切和信任。那该是在她后半生“寒咝咝”的人间里，感受到的最温暖的情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