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听我说吧,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赌徒,一个真正的赌徒,但说实话赌徒这一称呼用在我父亲身上并不恰当。因为赌徒是一个中性词,一个实实在在的中性词,这个词只是包含了对于赌博这一行为过程性的描述,但并不必然包含因赌博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社会在评价人事物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过程同样罪恶,但如果结果不同的话,评价就不同。因此你会发现同是好赌之人,同是拿了血汗钱肆意挥霍的混蛋,有人是赌圣,有人是赌神,有人是赌棍,有人是赌博贼,但你要记住,区别只在结果上,不在过程上,过程上大家都是王八蛋,结果有人成了神,被人供奉敬仰,有人成了贼,被人戳这脊梁骨唾骂。
父亲年轻的时候头发能够有从后脑勺拉到下巴磕,每天早晨站在镜子面前,在面部涂满肥皂泡沫,然后用刮胡刀一层层刮净,皮肤上就会留下一些胡须的毛孔和青色的胡渣。然后父亲会往头上喷啫喱水,用梳子将头发梳到头顶,油光锃亮,那形状宛如一道道纵横的沟壑。他叫醒我,待我收拾洗漱完毕,骑着摩托车送我去幼儿园上学。父亲那时候经常很晚才回家,眼睛血红,身上满是烟味,有时骗母亲和我说是去出差,然后自己偷偷去赌馆熬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走进家门的时候,脸上胡子已经爬上了两腮,几绺头发垂在额头上,他瘫在沙发上坐下,两只手无力的随便耷拉下来。我知道他又去赌钱了,我知道母亲也知道他去赌钱了,我知道等母亲回来的时候又有一场大仗要吵打,但我不知道父亲在赌桌上是输还是赢,因为疲乏已经让他变得异常平静,仿佛输赢这件事已与他无关。他会让我坐在他的腿上,用嘶哑疲惫,但却十分柔和的声音让我讲述这几天的生活。那时候父亲还是一个赌棍,我希望他有朝一日成为赌神,但是等到最后某天,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被他输的一干二净,所有人骂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博贼,他的人生从此就烙下这样一个耻辱印记。
父亲带着我生活,很艰难的生活,他在我和姑奶奶那晚走的路中央左手临街开了间自己的赌馆,严格来说其实谈不上是赌馆,就是一间休闲娱乐的麻将棋牌室,来玩的人赌资很小,不会搞的倾家荡产。这间麻将馆进门有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放着两台自动麻将机,平常铺着红色的带金黄穗子的台布,两台麻将机中央放着一台煤炉子,出烟口插着一根长长的铝管子,铝管子顺着墙壁窜上屋顶,然后拐一个弯儿,连着穿过三堵墙壁,最后伸出房屋暴露在室外。室外的烟筒末端缠着一段锈迹斑斑的铁丝,下面挂着一个半切的塑料水瓶,冬天炉火烧的旺盛的时候,煤烟的黑水就会像给病人打点滴一样,从烟筒口缓缓流进半切的塑料水瓶。在这间房子的另一角,靠墙摆放着一张蓝色钢铁架子的单人床,床头边上立着一个一米来高的木头柜子,柜子最上面的抽屉里放着一本电话薄,下面大一些的柜子塞满了扑克牌和整条的香烟,柜子旁摆着两把黑色牛皮座椅的木头凳子,牛皮开裂,露出黄色棉花状的坐垫。大屋子里白天即使开了灯也暗的可怕,只有晚上,屋子里坐满两桌八人,麻将机的骰子在机子正中间的塑料盒子里转的叮铃叮铃响,如清脆悦耳的铃声,一张桌子上除了靠着座椅正儿八经打牌的四个人之外,还围着几个看牌的人,有的就搬着一个塑料凳子坐在打牌人的旁边。单人床上也坐着几个人,熟悉的人之间在拉家常,一个胖女人恶狠狠地骂着自己出轨的老公,惹得几个看起来老实的男人哈哈大笑。每当夜晚拉开帷幕,房间里就显得拥挤而热闹,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是一群孤独且卑微的灵魂的喧闹,对某些人而言,也许只有在这等地方才能摆脱现实沉重的枷锁。父亲的任务就是提着开水壶在大家脚下的空隙里来回穿梭,给前来赌钱的客人倒茶添水。不论天气多热,来的人总要喝一杯绿茶,茶叶非常廉价,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大包,茶叶的颜色不是如翡翠般的青绿色,而是深暗的黄棕色,茶叶的形状也不是尖尖的小巧的针行,而是大片的茶树叶子的形状,茶的气味当然也不会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甘甜,而是一种能够让人精神一振的苦涩。
我记得父亲刚开张的时候生意是很好作的,每天从下午开始就人满为患了,附近的一些居民和一些熟人介绍来的朋友都挤在这点儿不大的地方,彼此也渐渐熟悉起来,大家起初玩的热火朝天,但是久而久之,熟人之间开始欠烂账,有些赌友便伤了和气不愿再来,又由于人员缺乏流动性,大家对每天同样的牌局难免心生厌倦,有人便去了别的麻将馆寻找乐子。可以说生意的冷落是每个麻将馆的必经之路,人总是要需求一些新鲜的事物来刺激迟钝的感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父亲为了维护住生意,能够做的就是留住老顾客,发展新顾客,说话愈发和气,态度愈发谦卑。
有段时间父亲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晚上往往只能坐满一张麻将桌,另一张麻将桌常因人凑不齐而备受冷落。姑奶奶几乎每天晚上来到这间烟熏火燎的小破店,照顾父亲的生意。之前店里常来一个叫老康的人,是一个胖胖大大的河南人,靠出售塑料袋子为生,他笑的时候尖声怪气,与他的体积很不相符。老康住在父亲麻将馆旁边一间砖土房里,房顶上铺着的一层瓦片像是死鲤鱼身上的被晒干的鳞片。屋内放着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和一架高低床,高低床上铺堆满了牛皮纸箱子,下铺凌乱堆着一床被子,房屋的正中间立着一根红漆木头柱子,使得原本狭小的屋子显得更加紧凑。屋子的门说白了就是一片可以旋转的粗木板子,板子简直像纸一样薄,可能因为年陈太久的缘故,门框早已变形,关上门之后仍然会留下一个缝隙,我想象着夏日的夜晚月光透过缝隙泼洒进来,倒映着嫦娥玉兔的影子,该是何等凄美浪漫,我想象着冬日的夜晚寒风呼啸门框瑟瑟发抖,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冷风吹的房梁上的蜘蛛网缩成一团,炉火拼命的燃烧。
父亲说老康最后一次来打麻将已经是好几天前发生的事情,老康吃过晚饭,她的妻子蹲在水房池子边洗碗。一桌麻将刚结束,桌上三缺一,父亲喊老康进去打牌,老康嫌女人唠叨,悄悄溜进门。老康自从来到店里打麻将,总的来说是输多赢少,赌博场上愿赌服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人一旦上了赌桌,即使玩的再小,也会沾染上一种赢钱的瘾,这种瘾叫你欲罢不能,赢了钱之后还想赢的更多一些,输了钱之后也总是想着翻回老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朴素的道理——十赌九输,但是没有人认定自己会是输钱的那九个人,结果就是越赌越输,越输越赌。老康打麻将已经很多年,他已练就出一副摸牌的本领,大拇指轻搓牌面,不用看牌便知道麻将的的花色,父亲的麻将馆开张之日,老康就来捧场,到哪儿打不是打,主要就是离他家近,来回方便。老康的妻子是一个动作麻利的小个子女人,脸蛋被风吹的红扑扑的,额头上布满抬头纹,她在菜市场卖调料,常年被风吹被雨打,搬着箱子麻袋跑来跑去,看起来老得厉害。她对老康打牌这件事束手无策,早几年还和老康大吵大闹,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放弃了,日子总是还要过的。她只是把自己的钱看的很紧,剩下的事情随他去吧。所以说老康虽然也是在赌博,但他并不是那种大赌,最差劲也就是将自己手头的钱输个精光,再借个千八百块钱,绝对达不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地步。
父亲说老康牌打的臭不可闻,单给庄家点炮,这样的水平是很难赢钱的。据我观察,麻将是一项要靠大脑思考和敏锐观察能力的活动,可能还须要有一些洞察人性的天赋,你不能只是打好自己手中的牌,你还得时刻警惕不能让他人从你手中窃取胜利的果实。任何智力游戏的规则都是冰冷的,但规则在博弈中就会焕发出奇妙的色彩,有的人玩弄规则于股掌,有的人被规则所玩弄,说到底还是被那些善于玩弄规则的人所玩弄,所谓的人吃人的社会,无非就是这么回事。老康一个月里有二十天以上的晚上时间是坐在麻将桌前的,从晚上七点左右打到第二天凌晨三点,然后回去睡觉。他很少熬通宵,因为第二天早上九点就得开始送货,他骑着一辆马力十足的专用来拉货的电动车,电动车后座上固定着几大麻袋的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他整日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要么给固定地点送货,要么就是便骑边喊边叫卖。他常年带着护膝护肘,以防被风吹得落下病根,皮肤粗糙的像是坑坑洼洼的枯树皮,干燥地好像随时会开裂,尽管戴着墨镜,眼圈周围还是被风吹的红肿,眼睛里密布鲜红的血丝,分不清眼球的轮廓。
“老康一个月输掉几千块钱随随便便。”父亲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随便地如同老康输钱一般,露出一副嘲弄的表情。
我们这里的麻将按锅计算,一锅四圈牌,一圈四把牌,东南西北轮流坐庄,意味着每人有四次当庄的机会,庄家以外的其余三人则为偏家,庄上胡牌连庄,偏家胡牌转庄。父亲这里一般打二百元的锅,起手每人各有二百元的筹码,筹码由一个大板和十个小板组成,一个小板代表十块钱,一个大板代表一百块钱,有的地方是按照干锅(就是有人筹码全部输光)结牌,而父亲这里是要打完四四一十六把牌才结束一锅,一个人干锅之后就开始记欠账,一锅结束再一并结算,一锅牌打完,父亲就可以收到四十块钱的锅底,然后重新摇骰子打分定庄,开始下一锅牌。我们这里的牌总共有三种胡牌方式,自摸、平胡和包牌,自摸是指听牌后摸到胡牌,庄家自摸三家偏各给庄家四个小板,偏家自摸其余三家各给自摸偏家两个小板。平胡是指场上听牌的庄或偏摸到对手的胡牌,迫不得已而放炮,庄家平胡三家偏各给两个小板,偏家平胡其余三家各给一个小板。包牌是说没听牌的庄或偏放炮而使对手胡牌,若是给庄家包牌,一般也叫包庄,包庄的偏家给庄六个小板,其余两家不给,若是给偏家包牌,同样是包偏的一家给胡牌偏家三个小板,其余两人不给。说到这里,你也许就会自己算笔账,一锅牌可能赢多少或输多少。老康从晚上七点到次日凌晨三点,打的快的话能玩四锅牌,按照父亲的说法,“他牌打的臭不可闻”,再碰上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可想而之他一个月会输多少血汗钱。
老康在父亲这里断断续续玩了一年多时间,中途几次他下定决定要“金盆洗手”,可是当他坐在家里打开电视,听到隔壁父亲麻将馆里传出的轰轰隆隆的洗牌声和某人自摸后使劲摔牌的声音,便再也按耐不住焦躁的心情。后来他索性出门去散步,眼不见心不烦。但是遇到三缺一这样的局,父亲就打电话叫老康,电话这头的声音好似拥有某种神秘古老的招魂魔力,会使一个肥胖中年男人屁颠屁颠,心急火燎地往来跑,我能想象他嘴上说不玩但整个人已经偏转运动方向的滑稽情景,父亲只需在他拒绝后再坚持诚恳地叫他几次,老康就会假装以一种无可奈何且重情重义的语气爽快答应下来。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老康来的频率明显下降了,尽管父亲软磨硬泡,甚至语气中都带有恳求的味道,但是老康最终还是多次推脱了父亲的邀请。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常客也不如从前那般好叫。之后的某一天,当父亲听说老康在别处打牌的消息之后突然间破口大骂,并且认定就是老康私底下把他的客人叫到别处去的,这种消息的可靠性和猜想的真实性在那天晚上玻璃门被猛地推开后的争吵中加以证实。
我前面说过,我并不知道老康离开的原因,只是在父亲只言片语的辱骂声中能够零零碎碎的听出点儿眉目,无非就是一些人际交往上的小冲突和小摩擦,旧积成疾,不欢而散。但我在那个年龄却依靠着简单的辩证思维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即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并且他人的选择是值得尊重的,老康的离开不应受到过分的要求和指责,这点我是与父亲的态度完全不同的。当我带着说教的口吻将我的观点告诉父亲,父亲头也不抬地干着手下的活,沉默了好几秒后冷冷地说了句“你懂个屁”,然后继续做活。后来我也慢慢明白我所说的是理论,而父亲所说的是生活,生活和理论完全是两码事,理论在生活面前可以熠熠生辉,也可以一文不值。虽然我对老康的离开并不抱太大恶意,可我十分憎恶老康“挖墙脚”的卑劣行为。麻将馆的生意靠的就是人气,有人来玩才有收入,我和父亲正是依靠这两张麻将桌子讨食过活的,你老康走了没问题,但你何必要把父亲这里的“麻将搭子”(打麻将的人)偷偷介绍到别处去而把事情做绝呢?因此我在很小的年纪就深知人性是有多么的丑恶,多么的令人捉摸不透。因此,在父亲听到传闻的几天之后,为了证实这一传闻,同时也可能是出于某种好奇心的驱使,姑奶奶就提议到老康新去的地方看看究竟。而老康新去的地方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因为父亲之前曾去那里打过牌,那时父亲麻将馆刚开业,急需客源,父亲去的目的同样也是“挖墙脚”——与那里的人混熟之后将他们发展到自己的麻将馆打牌。单凭这点,父亲与那边麻将馆的老板便结了梁子,可谓半斤八两,你损我一尺,我挖你一丈。当姑奶奶说要去一探究竟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带路陪同她去看。我至今都能想到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时严肃的神情和冰冷的语气,现在看来,这属实是一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的事情。但也许他们只是出于对生活无尽的抱怨和憎恶的态度,或者是出于对生活百无聊赖的厌烦心理,而企图探寻世界的真相和答案,以脱离对生活的复杂怀疑。
玻璃门被猛然拉开,尖锐刺耳的门轨活动的声响仿佛是一种对外界的警告,旁边停靠的一辆电动三轮如同受到惊吓的鸟,在寂静的黑夜中一闪一闪地哭嚎起来,随即流浪狗咆哮几声喧泄不满情绪。一瞬间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玻璃门前注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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