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资本经济，整个构架，从银行、保险，到各界事业的根基，都是涩泽荣一，从明治6年开始，带领大家逐一建立起来的，也知道他每天摆在案头用于指导自己一切行动的，就是孔子的《论语》一书，那么，他具体是如何读书，如何认识，如何运用的呢？我从他的另一部《论语讲义》中看到了明显的思想踪迹。
身体力行 方为学问
涩泽荣一认为，孔子的学问不是用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在生活中进行实践的，否则，所有的学问都会失去其价值和意义，或者说，根本无法成为自己真正的学问，最终成为读死书，不仅无法真正地领会和运用，反而把自己的曲解当成孔子的思想，这实在是误人子弟。
比如说《学而》篇里的这一段：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孔子说：“学子们在家要孝敬父母长辈，出到社会要敬重朋友师长，谨言慎行，言而有信，广泛地平等地敬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贤者，这些事都做好了，有闲暇余地，才去学习文章文学之类的书籍、著作。”
涩泽荣一在解读这句话时，非常明确地指出，孔子的教育，全部基于日常实践，而不是空谈，不会高谈阔论地卖弄理论。注重行动上的实践的同时，也注重行动的动机。也就是说，他认为孔子把日常生活的点滴，一个人如何在家在外都做到孝敬、仁爱所有人，看成是最重要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待人处事，全都要做到，要实际践行孝悌仁爱，才是第一位、才是有用的。其他的知识、文艺等才能属于第二位，是有余力才去学习的东西，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进一步学文章典籍、历史等，为的是更加理性，客观，不流于狭隘的自我，不使得行为迷失正道。读书做学问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际的运用，指导自己人生中遇到的一切问题。
他说，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读懂了孔子的教育主旨，非常讨厌高谈阔论、空有豪言而自己不务实、不身体力行的做法。明治六年他投身实业界以来，一直坚守孔子务实的教导。因此非常明白，经济和道德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在从事经济的时候同样实践君子的仁德，如今的人所学的和自己的行为不能合一，从而否定从商，鄙视商业和商人，这完全是错误的想法，自己不敢从商，不敢在经济领域实践孔子要求的仁德，反倒曲解孔子，认为君子不能经商和富贵，或者干脆排斥和诋毁孔子，岂不是如同自己根本没有尝过某种食物，而认为它不好吃是一样的吗？知道某种食物而没有亲自尝过，就跟读了孔子的话，而根本没有亲自实践过是一样的。
金钱本身没有罪过，关键是自己面对它的态度，如果凭著正道赚取，把钱用在民族的公益事业，为的是富国富民，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吗？
这就是涩泽荣一的观点，他对孔子这句话的看法。所以他毅然投身经济事业。要让大家看看经济界同样可以运用孔子的教导。
其实，多少人都读过孔子的这句话，但是有几个人认真想过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和重要性！这句话原本想来是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时，师生间一问一答时，孔子所说的话，并非文章，后代的弟子回忆起夫子当年说的话而记录下来，于是后代的弟子们便研究起文章来了，比起谁读的多，掌握的多，懂得的各种典籍多了。于是人们读书的目的都忘了，甚至为了求取功名而读书了。理解得非常狭隘、迂腐。
无悔的选择 来自坚定的信念
这里要说明的是，涩泽荣一当年决定从商，遭到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人们误解他是为了赚钱，不是君子所为，而且告诫他，商人被人看不起，你将来会后悔，但是他却说，不是商业本身有问题，而是当时的商人从商的目的和做法有问题，才被人鄙视。他明白，孔子教人成为君子，是指在一切事物，在家和在外都好好对人，要广泛爱人，仁爱他人，当然包括商人，并非不让人从事跟钱有关的事业和工作。做什么事都能做正，才是真正的君子，多少人都看不懂这一点，极端地理解孔子，所以全都反对他。
可见我们今天看到的受人尊重的日本的资本经济事业，在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根本不存在，从商是被看不起的。他能毅然辞去大藏省的高级政府官员职位，放弃大好前途，坚信只要在经济活动中，实践孔子的教导，就一定会使得资本经济在日本立足并繁荣起来，这样的想法和选择，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这份勇气，并非豪言壮语，而是来自他对孔子真正的理解和坚信，所以心中有数，绝不后悔。
也正因此，他在众人的否定中，误解中，坚定地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创立银行，保险，铁路，海运等500多家实业设施，以实际行动造福社会，以信义仁德导正经济行为和交易原则，形成了良好的经济风气，使得商界，成为受到世人尊重的行业，商人地位终于得到了认可，也才有今天日本的繁荣。他的信念，他的实践，获得的成功，是真正地弘扬了传统的仁德，使得人们看到经济领域只有走正，才会获得长久的繁荣，才会得到尊重，如果孔子泉下有知，定然十分欣慰，十分满意在日本有这样一位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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