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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唐宋诗人在我心里的位置排个顺序，苏东坡一定是独占鳌头，再李白、王维、杜甫……
余秋雨先生在《中国文化课》中说林语堂先生在谈及苏东坡时过于夸大一个“乐”字，反而遮盖了一个“苦”字，但余秋雨仍旧没有否认苏东坡是一个乐天派。
我们总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遇到苏东坡，天才少年的春风得意，初入官场肃清寰宇的雄心壮志，王弗去世十周年不思量自难忘的百转柔肠，得罪权臣乌台诗案三次被贬起起伏伏的坎坷仕途～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让人喜欢的就是苏东坡在被贬谪后还能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第一次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称自己为东坡居士，过起了“风吹日炙面如墨”的耕读生活。也是在这里，他教会当地人做东坡肘子这道名菜。半夜与友人酣醉归家，敲门门童不应，依江而坐，听潮水潺潺，悲凉之意涌上心头，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嗟叹，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如此悲伤。
第二次党派之争，章惇夺权，苏东坡站错队遭记恨，被贬惠州，岭南遍地瘴疠之气，他仍旧有谈笑赋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引进插秧机，极大提高了当地农民插秧的效率。
第三次又被宿敌章惇贬至儋州，打破历史上被贬谪最远的记录，苏东坡转型“探险家”，北宋的三亚并非现在的旅游打卡圣地，海南岛上居住着未开化的野人、獦獠，但耳顺之年的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放弃好好生活，教当地人写字，给当地人看病，而且发现了我们一直在吃的生蚝……这只是苏东坡精彩人生的一点点缩影。
苏东坡大抵是有浩然之气的，孟子讲“持其志，无暴其气。”苏东坡不流于形式，只是发自内心地热爱百姓、热爱生活，始终如一。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遭遇而显示其形态。
人在弥留前说的话往往是他一生修为的境界。“著力即差”，这是苏东坡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他对佛老的理解也许是高于维琳方丈的，“凡人畏果，菩萨畏因”，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必能升入自由、自主的精神“天国”。他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
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庆历新政”时期，宋仁宗扶持后起之秀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革新派人物把持朝政，苏轼从小在这种时代新风的耳濡目染下慢慢长大。
相传苏轼是文曲星转世。父亲苏洵大抵资质平平，考试接连落第。但是苏轼和弟弟苏辙并未受其影响，一考即中。宋仁宗读完苏轼兄弟的文章，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苏轼、苏辙的仕途可谓起跑即巅峰，好不春风得意。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26岁，被授予凤翔府签判，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级别。怀着致君尧舜的火热理想，踏上征途。兄弟俩感情很好，苏辙送苏轼从开封一直到郑州。20多年来，这是苏轼和苏辙第一次离别。望着弟弟离开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苏轼怅然若失，写下“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的千古名句。苏轼在凤翔办公期间认识了自己一生的政治宿敌—章惇。
1065年，在凤翔任职三年期满，宋英宗久闻苏轼大名，想破格召入翰林院，委以重任，做皇帝的机要秘书。宰相都是从这一职位上擢升的。但是遭到宰相韩琦的反对，他认为苏轼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将来一定会得到朝廷的重用，但他年纪轻、资历浅，骤然提升，不能令人心服，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培养过程。英宗在位很短，只有四年，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同年，爱妻王弗病逝，10年后，苏轼被贬密州，梦见夫人，依然悲不自胜，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寄托哀思。
宋朝比以往几个统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权。宋太祖、宋太宗对晚唐五代的藩镇之祸亲身体验，非常警惕。建国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辗转奔赴，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些举措，虽然成功地杜绝了武人拥兵自重、跋扈割据的局面，却又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的严重弊端。
在政权集中方面，则以“分化事权”“互相牵制”为主要手段，导致尾大不掉，官僚集团冗余臃肿，无能低效。
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这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相较于明朝，宋朝的官俸极高。欧阳修的老师晏殊题词“一曲新词酒一杯”印证了这种局面。
而且北宋时期，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女真族的金活动频繁。为了换得暂时的和平，宋朝每年向辽、夏输纳大量“岁币”，这项巨大的支出无疑使本已沉重的财政负担雪上加霜。仁宗发起“庆历新政”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保守派的反对以失败告终。
宋神宗上位后积极变法，力图强兵，摆脱处处掣肘的局面。但以富弼、司马光为首的大臣力谏以求待国力恢复后再用兵。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不得不说，王安石很有政治手段，这个人很善于在政治上包装自己，他从21岁到46岁的25年时间里面，拒绝了无数次升迁的机会，而且在地方上干得很好。所以，当王安石回到京城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期望看到的传奇人物。
王安石主张制定一整套新法，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司马光则主张在基本维持成法的前提下，节俭用度，减省冗费，拯救国家财政危机。王安石重在变法理财，富国强兵；司马光重在惩治时弊，安定民心。可以说，王安石施行的是最早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一次又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中，王安石显然是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则成了反变法派的代表。苏轼站到了反变法派的阵营里，力谏神宗，但收效甚微。王安石与苏轼心生嫌隙，为以后苏轼的被贬埋下祸根。在王安石眼中，苏轼不过是一介书生，尽管才气横溢，但是这和治国变法没什么必然联系。
苏轼初入政坛，胸无城府，总会在不相干的人面前掏肝吐肺地发表不合时宜的见解，通过写诗抒发自己的见解，苏轼说这叫“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让神宗皇帝很不高兴。一些支持变法的大臣排除异己，以莫须有的罪名诋毁苏轼。苏轼深感人心险恶，意欲避而远之，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相当于现在的杭州纪委书记），时年34岁。好友文同大抵是了解苏轼的，赠诗道“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让苏轼谨言慎行。
苏轼在西湖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描写雨天：“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描写晴天：“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三年，苏轼尽心尽力，为民造福。解决了杭州人民吃水困难的问题。引入推广新式农具——龙骨车，解决了人力运输的问题。
在杭州，苏轼依旧针砭时弊，对王安石变法产生的种种弊端发起抨击“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但是不可否认，对于王安石变法，年轻时期的苏轼认识是不全面的，有时甚至带有一些个人意气。在复杂的社会政治领域，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但是他本着对下层民众深切的同情，本着独立不倚的立朝大节，从实际出发，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新法实行中的弊端，希望“有补于国”，这样的良心、勇气和节操，确实难能可贵。
1074年，苏轼奉命前往密州赴任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当时密州连年旱灾，老百姓易子相食，落草为寇。苏轼主动站出来为民请命，抵御旱灾，重修常山庙。打猎时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借以抒发政治抱负。中秋节为怀念弟弟子由，写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仕宦生涯本是萍踪浪迹，漂浮难定，向来如此。熙宁九年（1076）苏轼时年40岁，赴任徐州。在徐州，苏轼又投入到治水的工作中，为了纪念苏轼治水有功，当地修建了黄楼，取“黄为土，土可以治水”之意。这座建筑一直保存至今。三年来，他与徐州人民一起斗洪水、筑长堤、建黄楼、抗春旱，在这片土地上洒下汗水，烙下足迹，也留下了欢歌！离开徐州时，老百姓遮道拦马，追送数十里。这时候苏东坡的文名大盛，大量的人投书做他的门人，比如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 、张耒、晁补之”都是他门下的学生。
元丰二年（1079），苏轼受命移任湖州知州。一场严重的政治打击悄然而至。元丰政局与熙宁年间已经大不相同，当年在朝中如火如荼论战的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如今都已不在其位。朝局焕然一新，御史中丞李定、“三旨”相公王珪（李清照的外祖父）、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都意欲在苏轼的词上做文章，搞垮苏轼，毕竟苏轼是当世文豪，又有仁宗“宰相之才”的肯定、神宗的提携。他们认为苏轼未来一定会威胁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苏轼抵达湖州任所，即循惯例进谢上表。要想在文人的文章中曲解出点反对言论是很容易的。苏轼被押解到汴京，史称乌台诗案。
宋神宗大抵是爱苏轼的，板子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当然也少不了太皇太后的从中斡旋，苏轼的女人缘很好，特别是每一任太后，这大抵和他的才气有关。最终，苏轼贬官黄州。出狱之后，立即挥墨作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嘴强王者总是丝毫不顾及风险。
元丰三年（1080）苏轼抵达黄州，时年44岁。过上普通农民的生活“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这场从天而降的祸事，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战栗。处处是陷阱，处处是捉摸不透的险恶存在，大难之后，他几乎不知道该怎样待人和处世，才可以使自己免遭无端的陷害。初到黄州的那些日子，他整天闭门不出，从早睡到晚“昏昏觉还卧，辗转无由足。强起出门去，孤梦犹可续。”
夜里，苏轼一人走到远离定惠院的长江之畔。伫立江边，静听潮声四起，悲上心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不久后苏轼满血复活，在黄州过起了悠闲的农家日子，这大抵和他当时研究的老庄佛道之学有关，曾国藩被贬之时，也是在老庄之学中寻求解脱之法。因耕作之处在黄州东门，故为自己取名东坡居士，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苏轼才被称作苏东坡。苏东坡在此发明了东坡羹、东坡肉，而且苏轼联合当地富商巨贾成立了育儿会，收养被丢弃的儿童。
雪堂落成后，苏轼一天中大半时间都留在东坡，白天在田间耕耘劳作，晚上在雪堂读书著述。当然饮酒必不可少：“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流露出苏轼心中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深深苦闷。
也是在黄州，苏东坡写下了我最喜欢的一首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肆虐的风雨扑面而来时，不妨不打伞，慢着走，缓着行，又有何不可呢？当风雨骤去，斜照相迎时，也不会欢喜忘形，暗自庆幸，心无波澜。阴晴晦明，进退得失，皆不足道，完全超越于物外，履险如夷，宠辱不惊。当然还有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等名篇在此期间产出。
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继位，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重新启用苏东坡、司马光等人，史称“元祐更化”。苏东坡时年49岁，就任礼部郎中，不到一年光景，苏轼连升数级，奉诏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是“将相之储”，再上一步便是副宰相。元祐二年八月，苏轼又兼任了经筵侍读，成为帝王之师。
高太后对司马光言听计从，一切朝政皆有赖他的筹划。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全盘否定，过于极端，这让苏轼极为愤慨，“司马牛”的绰号由此而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苏东坡思想的转变。就在苏东坡怀着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当廷力争，不惜跟交情甚笃的司马光闹翻时，朝中却不乏竭尽全力媚上邀宠之徒，开封府知府蔡京是最为突出的一个。蔡京积极落实司马光的政策，获得司马光的宠幸，为自己以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
后来，苏东坡和理学大家程颐的过节成了元祐党争的导火索，苏东坡在党争的旋涡中进退维谷。在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获得朝廷许可后调离中央，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第二次到杭州赴任，苏东坡为当地百姓解决水患、兴修水利，留下引人入胜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修建了我国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安乐坊。可以说没有唐朝的白居易，没有宋朝的苏东坡，就没有今天杭州西湖的规模。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吸取唐末政治混乱的教训，总结了一整套“祖宗家法”，其中之一便是对相权的限制。因此，宋王朝常常有意地在朝臣中培植对立派系，使之互相攻讦，便于皇帝控制，避免大权旁落，重复杨国忠、李林甫专权误国的历史。高太后想利用苏轼兄弟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苏辙老成持重，不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苏东坡则一次又一次被拉进党争的泥潭之中，就做官而言，苏东坡比不上苏辙。所以他有意识地避免自己在中央任职。元祐七年（1092），哲宗皇帝18岁，亲自执政。时年苏辙升任门下侍郎（副宰相），苏东坡被召还京，时年56岁，任职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苏东坡57岁时，对他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接连去世，老婆王闰之（王弗的堂妹）和高太后，后侍妾朝云一直陪伴苏东坡左右。高太后临终前任命苏东坡在定州掌管军务，后来和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的萧太后便是率辽军在此长驱直入。
高太后去世后，苏东坡意识到自己站错了队，章惇、安焘等出任宰执大臣。这批重回朝堂的变法派大臣，完全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尽情发泄他们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于是，罢黜、贬谪的诏令一道接着一道，短短一两月间，便将当时在朝任职的高级官员三十多人全部贬到岭南等边远地区，这是苏东坡第二次被贬。“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便是此间所作，也正是苏东坡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引起了章惇的不满。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惩罚者，被惩罚者在收到你的惩罚后仍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你生不生气？于是下令再贬。
据说当时章惇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来决定元祐臣僚被贬哪里：苏轼字子瞻，贬儋州，因为儋与瞻偏旁相同；苏辙字子由，贬雷州，因为雷字下有田字。兄弟俩在雷州见了人生最后一面。苏东坡被贬儋州（今海南岛），时年62岁，转型探险家，变成有史以来被贬最远的官员，苏东坡临走时写好遗书，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苏东坡总能在艰苦的环境中把日子过得津津有味、从容不迫。在儋州，苏东坡发现了生蚝的吃法，教会当地土人写字作画，给大家义诊看病。
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逝，弟弟宋徽宗赵佶继位。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形势向着有利于元祐臣僚的方向发展，皇太后大赦天下，元祐诸臣纷纷内移，苏东坡时年65岁。苏轼前往中央赴职，赶至常州便一病不起，享年66岁。
浩瀚渊深赞“苏海”，流风余韵遗人间。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 ，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 ，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苏轼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之中，有血有肉、有着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千百年来，苏轼的性格魅力倾倒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欣羡他在事功世界中刚直不阿的风节、民胞物与的灼热同情心，更景仰他心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间盛衰的超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