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文化传承

第六章：血染哈伦

我们曾认为，有类似生活环境的人，其行为方式也与祖先类似。然而除了目前的生活环境，与祖先的生活环境也会有相关。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留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以荣誉文化为例。荣誉文化植根于高地或富庶地区的边缘地带，如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山区。这种解释的逻辑是，如果人们居住在多岩石的山坡地带，由于那里很难耕种，人们大多依靠牧羊生活。游牧文明和耕种文明大相径庭。从事耕种的农民能否活下来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而从事游牧的牧民则更多依靠自己。农民不必担心他们的庄稼一夜就被人全部偷走，除非盗贼有本事一个晚上就把地里所有庄稼全部收割完。但是牧民就有这样的担忧，实际上，他们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个生活被毁的恐惧之下。所以他们养成了好斗的性情：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荣誉感在男性那里占据存在感与自我价值的中心。

苏格兰南部边境的许多地方都是“有争议的地区”，在缺乏政府有效管制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经常发生土地争夺事件。住在这种混乱的地方的人们更愿意待在家里。人们因而形成特定的英雄道德，特定的耕种、牧羊文化，对土地对财富的特定态度，和对工作和权力的特定认
识以及特定的家族系统。这种环境下形成的边境文化十分完善，经常被有类似环境的其他民族复制。英国北方边境的这种道德观念主宰了这个“黑暗又血腥的地方”，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压力，但更主要是因为这是一种在原始和危险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必需的手段。荣誉文化可以用来解释美国南方的犯罪模式为什么如此独特。这些地区的谋杀率是全美国最高的。但是，财产犯罪和“外来人口”犯罪——例如抢劫案——却很少发生。正如社会学家约翰·谢尔顿·里德所述：“南方地区的凶杀案件似乎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作案动机无论案犯还是受害者自己都一清二楚。”里德进一步论述：“有数据显示，那些能避免以言生事，避免与人通奸的老实本分的南方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无害，甚至更无害。”在穷乡僻壤，暴力案件发生的原因不是经济状况，而是个人尊严，人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第七章：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

六种改变对方意见的方式：费舍尔和奥瑞森努认为起码有6种方式说服飞行员改换飞行程序，躲过降雨区。这6种方式具有不同程度的缓和性：

1．命令：“右转30度。”这是对某事特别关切的最直接最清晰的表达。缓和性为零。

2．机组人员责任性陈述：“我认为我们需要向右调整航向。”注意这里使用了‘我们’，要求的精确度大为降低，语气稍微缓和。

3．机组人员建议：“让我们躲过坏天气。”这是不明确陈述，意思是“我们一起面对”。

4．询问：“你准备往哪边调整航向？”这种句式比机组人员建议更弱化，因为说话者表明飞机不在自己掌控之下。

5．偏好：“我觉得我们向左或向右偏转比较好。”

6．暗示：“前方25英里处天气可能不太好。”这种语气是所有语气中最缓和的。

霍夫斯泰德认为，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用这个维度衡量，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处于该维度中的另一端，集体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危地马拉。

霍夫斯泰德理论中的另一个维度叫作“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它是用来区分不同文化对“模棱两可”的承受程度。以下是霍夫斯泰德研究结果中，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下排在最前面的5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更习惯依赖准则和计划行事，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执行。（希腊、葡萄牙、危地马拉、乌拉圭、比利时）以下是排名最后的5个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最能忍耐“模棱两可”的事物。（中国香港、瑞典、丹麦、牙买加、新加坡）这里有两点请注意：第一，霍夫斯泰德的这些排名不代表优劣；第二，这些属性并不能用来预测这些国家的人们的具体行为——这肯定是无法做到的。例如，你不能断言一个危地马拉人就一定是个集体主义者。

在霍夫斯泰德的几个维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 Index，缩写为PDI）。权力距离是指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为了计算这一指数，霍夫斯泰德会向受试者提出问题：“在你的经验中，下面这种困境发生的频率如何：雇员害怕表达与老板不同的意见。”相关的问题还有“组织或机构中权力较小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权力分配不均的事实”“年长者应该获得多少尊重为宜？”“掌权者是否应该享有特权”等。在权力距离指数低的国家中，掌权者对手中的权力感觉不好意思，并试图淡化其重要性。我曾经听说瑞典（低PDI国家）一位大学行政人员为了行使权力，会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强势。领导们以削弱自己权力象征的方式加强自己的亲民形象。在奥地利（低PDI国家），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上班坐电车一事是出了名的。1974年，我本人亲眼见到荷兰首相约普·登厄伊尔在葡萄牙的露营地度假。这种行使权力的方式跟比利时和法国等高PDI国家截然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与别人截然不同的个性。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个性也延续了我们从成长环境所养成的特定倾向、习惯和条件反射，而不同的文化特性的区别又格外明显。

第八章：稻田与数学

“亚洲语言的数字系统含义清晰、发音简洁。”西北大学心理学家克伦·弗森说。她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我认为，这种差异促成了东西方学生对待数学的不同态度。西方学生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东方学生却有清晰概念。这种清晰感使他们觉得数学计算合情合理，他们学习数学充满信心。以数学计算中的分数为例，英语中我们会说‘三个五分之一’（three-fifths），而中文里人们按照分数的概念逐字表达‘五分之三’。这种表达说明了分数的概念，同时分开了分子和分母。”在数学方面，西方孩子直到三四年级才开始自觉学习。弗森认为，之所以要用自觉一词，是因为英语的语言系统的确使数学看上去不太合情理；他们的数字结构比较笨拙，感觉过于随意，因此对于小孩子来说难于把握。作为对照，亚洲学生对数学就不会感觉那么迷惑。他们凭脑子可以记住更多数字，做算术速度也更快。他们的语言对分数的表达就体现了分数的本质——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喜欢数学。

很显然，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在西方的各大名校，亚洲学生总被认为是最后离开图书馆的人。他们有时甚至因为这种看法而备感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模式化的标签是某种轻视的表现。然而亚洲学生依旧视努力工作为美德。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第九章：玛丽塔之幸

案例为主，继续证明之前的结论。

（完）

《第一部分：机遇》笔记 //www.greatytc.com/p/829fd00ab4b7

[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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