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在变。
在像武汉这样、具有千万人口的、中等发达的二线城市，不管是土著还是新市民，甚至不管上班还是不上班，极度贫困的人群比以前大幅减少，生活基本物资充裕，人们的需求层次趋于上移。
生存层面的需求逐渐稳定、停止增长；成长和归属层次的需求加速扩大，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类型。
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与需求结构逐步主导的背景下，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根本性的调整。
宏观上，由于政府主导的交通基建投资托底，和人口由三线以下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聚集的趋势助推房地产开发，旧的产业体系还能续命几年。
微观上，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非常严重。其中，并不是所有品类都过剩，而是低端无技术含量产品过剩，高端产品反而供不应求。比如，与价格低廉的国产商品相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日本跑鞋、马桶、电饭煲，美国衣服、医药、高等教育……
供给侧改革，短期来看是压减一味拼产量的低附加值产品的产能，长期来看，是必须转变“GDP生成模式”——从机械化向自动化向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这个模式的转型，转过去则民富国强。
这场转型要想成功，社会整体和无数个体必须从根本上、长久的转变观念。
二
工作类型在变。
平克在《全新思维》中指出了“三A”背景，除了前面提到的abundant（物质财富充裕），另外两个分别是asia（一般技术和管理型工作迁往亚洲）和automation（自动化）。
今天，我们社会上的工作岗位，正在或即将遇到的，就是这两类问题——
部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地迁移；
流水线、互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取代富士康的百万工人和仓管、收银、门卫，还可以取代记者、翻译、会计、医生、律师等具有相当知识、技能水准的岗位。
另外，有些机构和个人，虽然仍在运转，但并不创造价值，或沦为僵尸企业和隐形失业者。
规模已然庞大的体制内单位，也臃肿至无法吸纳更多劳动力，甚至有可能反转为释放劳动力。
多方面叠加的结果就是：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低技能岗位需求减少；传统白领中重复性技能类岗位需求减少；需要艺术、情感、创造等非重复性技能岗位需求增加。
《驱动力》中，平克将工作可以分为推算型（arithmetical job）和探索型（heuristic job）两类。
推算型工作是指根据一系列现成的指令，按照某种途径达到某种结果的工作。
探索型工作与之相反，主要是靠体验、感悟、领会、联想、想象等。
推算型工作既可以外包，又可以自动化；而探索型工作既不能外包，也不能自动化。
麦肯锡公司在2010年做过估测：在美国新增工作岗位中，30%来自推算型工作，而70%来自探索型工作。
——这正是我们明天的景象，趋势浩荡。
三
社会驱动程序没变。
《驱动力》中，平克用多个实例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胡萝卜加大棒失效的情况越来越常见——
1.奖励让内在动机消失
所谓“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事情；而“玩”是一个人没有义务要干的事情。奖励有时候会把有意思的工作变成苦工，把游戏变成工作。
如果家庭、学校、企业、运动队等关注的是短期目标，选择的是控制人们的行为，它们就会对长期效果造成显著的伤害。
2.奖励扼杀创造力
奖励会使人们的关注面变窄，遮蔽他们宽广的视野，让他们没法看到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新方法。
3.奖励抑制善行
金钱的奖励，不会激发更多的善行。因为，它玷污了这种利他的举动，把做善事的欲望“挤了出去”。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奖励和惩罚还会引发作弊等不道德的行为、让人上瘾而期待更多奖励、鼓励快速解决问题获得短期利益而置长远利益于不顾。
总之，外部奖励和惩罚（胡萝卜加大棒）只适用于部分推算型工作，对依赖内部动机的探索型工作具有破坏性。
然而，当今社会的“驱动程序”仍是围绕外部奖励和惩罚构建的。
科学向左（内部驱动），社会向右（外部驱动）。谁会转向？
四
驱动升级包。
其实，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外部驱动带来的困惑，但只有一些人会思考问题出在哪里。
对于正在从事着推算型工作的人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因此这不是他们的问题。
而对于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的人而言，应该去主动面对——如何升级自我、所在组织甚至影响力触及范围内的“驱动程序”。
如果你从事的是推算型工作，或者你管理的是推算型工作岗位构成的组织，那么你很难升级——而且单靠驱动升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么重装系统，要么将来成为被颠覆或被边缘化的对象。
如果你从事的是探索型工作，或者你参与或主导着一个由探索型工作岗位构成的组织，你要做的是，用升级包中的三个新文件——自主、专精、目的——来覆盖三个旧文件——胡萝卜、大棒、控制。
你的驱动升级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