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谈论生命的意义
我们人类似乎是一种追求意义的生物，但是不幸我们被抛入一个没有内在意义的世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发明一种足以支持我们生命的意义，并且以一种狡猾的方式否认我们自己的这种创造，这样我们能够得到结论说意义“就在那里”等着我们。而正在进行的对实在意义的追寻经常会使我们陷入意义的危机中。
比起治疗师通常能够意识到的，实际上有更多的人寻求治疗的原因是对生命意义的担心。荣格说他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病人都是因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找他咨询。但是主诉的问题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我的生活缺少内在的和谐”、“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我为什么活着?”、“生命肯定应该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性吧。”“我觉得十分空虚，每天晚上看电视让我觉得自己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即使现在我已经50岁了，我仍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一次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在《妈妈和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提到过)，在梦里，我在医院濒临死亡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跑到游乐场去玩转动马车(背景是恐怖屋)。当马车就要进入死亡的黑色巨嘴(指的是游乐场设置)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的已经去世的妈妈站在观看的人群里，我大声叫她：“妈妈，妈妈，我好吗?”
这个梦，尤其是我的“妈妈，妈妈，我好吗？”很长时间一直让我不能释怀。倒不是因为这个梦里对于死亡的想像，而是因为它对于生命意义的阴暗内涵。我想要知道，我生活的主要目标是不是要获得我母亲的赞同?因为实际上我和母亲的关系不好，在她生前我根本不在意她的意见，因此这个梦显得更加讽刺。
在梦中体现的意义的危机使得我以另一种方式考察自己的生活。在一个故事里我直接谈到了这个梦，我和母亲的鬼魂对话，为了使我们之间的裂痕愈合，同时也为了了解我们的生命意义是如何彼此交叉和冲突。
一些体验式的工作坊使用一些技术来鼓励进行与生命意义相关的谈话。也许最常见的是询问病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些什么。大多数对于生命意义的询问最终都会导向对于利他主义、享乐主义、为某种事业的献身、创造性、自我实现的讨论。许多人感到当有意义的事业具有自我超越性的时候，也就是说指向自我之外的事情或者人(例如爱一个事业，一个人，或者神圣的本质)的时候，它们所带有的意义就会更加深刻、更有力量。
许多人感到当有意义的事业具有自我超越性的时候，也就是说指向自我之外的事情或者人(例如爱一个事业，一个人，或者神圣的本质)的时候，它们所带有的意义就会更加深刻、更有力量。
近些年来那些过早发展起来的、年轻的高科技百万富翁经常会发生生活的危机，这对于非自我超越性的生命意义系统有一定的启发。许多这样的人在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就是挣钱，挣很多钱，过上很好的生活，得到同行的尊重，早退休。过去从未出现过如此一大批年轻人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些目标。但这时问题出现了：“现在该怎么做?我剩下的生命，接下来的40年该怎么过?”
大多数我见过的高科技年轻百万富翁都会继续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开办新的公司、试图重复他们的成功。为什么呢?他们告诉自己他们必须证实之前的成功并不是侥幸。他们可以自己做到这一切，不需要一个导师或者一个特别的伙伴。为了感到他们自己和家庭是安全的，他们不是需要银行里有100万或者200万，而是需要500万、1000万甚至5亿来让他们感到安全。他们意识到挣更多的钱十分无意义和无理性，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钱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他们意识到他们在花越来越少的时间和家庭在一起、和更接近心灵的东西在一起，但是他们不能放弃玩这个游戏。他们告诉我：“钱就在那里。所有我要做的就是把它捡起来。”他们必须去做生意。一个房地产商人告诉我如果他停止他会觉得自己消失了。许多人害怕厌烦，即使是最为轻微的厌烦也会让他们急忙重新回到游戏中去。叔本华说过欲望本身永远不会满足，只要一个愿望被满足了，就会出现另一个愿望。虽然中间有时会有短暂的间歇期，一些转瞬即逝的满足，但很快它就会转化为厌烦。“每个人类的生命，都是在痛苦和厌烦之间左右摇摆。”
和处理其他存在的最终焦虑(死亡、孤独和自由)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我发现对于生命意义必须以间接的方式接近。我们必须做的是跃入所有可能意义中的一种。尤其是建立在自我超越基础上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卷入”是最为重要的，治疗师应尽其所能澄清和帮助病人移除通往“卷入”的障碍。佛陀教导我们说，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并不能够教导，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生活的河流之中，这样问题就不会存在了。
四十五、自由
之前我提到过四大终极关怀，即存在的四个基本事实：死亡、孤独、无意义和自由，如果我们直面这些事实，就会产生大量的焦虑。“自由”和焦虑之间的关系从直觉上看并不明显，因为自由看起来只包含着积极的含义。毕竟，在整个西方文化下我们不是一直在渴望和追求着政治自由?但是自由也有阴暗的一面。从自我创造、选择、意志力、行动的角度来看，自由是一个心理上很复杂的概念，而且弥漫着焦虑。
我们从最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要为自己负责。正如萨特所说，我们是自己的作者。通过选择、行动以及不行动，我们对自己进行设计。我们不能逃避这种责任、这个自由。用萨特的话说，“我们被诅咒享有自由。”
用萨特的话说，“我们被诅咒享有自由。”
我们的自由甚至比我们个人的生活设计还要深层。两个多世纪以前康德提出我们既要为外部世界也要为内部世界提供形式和意义。我们所经历的外部世界只是我们自己的神经和心理机制所加工的。事实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我们进入的(以及最终离去的)不是一个具有良好结构的世界。相反，我们在建构这样一个世界上起着中心作用，我们不但建构它，还使它看起来仿佛是独立存在的一样。
自由的黑暗面与焦虑和与临床工作有什么样的相关呢?答案可以通过向下探索发现。如果我们自己是世界的主要建构者，那么我们下面的坚实基础在哪里呢?我们下面有什么，是“无”(nothingness)，即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谓的“Das Nichts”。这是个巨大的深渊，自由的深渊，在心里意识到了“无”之后会带来深深的焦虑。
……那么我们下面的坚实基础在哪里呢?
虽然在治疗过程中和心理治疗手册中，没有出现自由这个词，但是它的衍生物，例如责任、意愿、希望、决定在所有治疗的努力中都是非常显见的成分。
四十六、帮助病人承担责任
只要病人坚持认为他们那最主要的问题是外界不受他们控制的某些东西造成的，例如其他人的行为、精神紧张、社会阶级不公正、基因，那么治疗师所提供的帮助永远有限。我们可以表示同情、建议采用更为适应性的方式对生活的突然变化或者不公正事件采取反应、我们可以帮助病人获得心境平衡、或者教给病人更为有效的改变环境的策略。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更为突出的治疗，我们必须鼓励病人承担责任，即理解他们自身对自身痛苦的责任。一个病人可能描述了一系列可怕的经历：男人对她不好，朋友背叛了她，雇主剥削她，爱人欺骗她。即使治疗师可以确定她所描述的这些事件的准确性，但是在一定的时间总是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病人自己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责任上。治疗师可能不得不说：“即使99％发生的坏事情是其他人的错，我想要看看那另外的1％，属于你自己责任的那一部分。即使你能做的十分有限，我们也需要看一看你的角色，因为这才是我能够给予最大帮助的地方。”
治疗师可能不得不说：“即使99％发生的坏事情是其他人的错，我想要看看那另外的1％，属于你自己责任的那一部分。……”
每个病人愿意承担责任的程度差异很大。一些病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在自己的困境中的责任，还有一些人发现承担责任如此之困难，以至于不得不占据了大部分治疗的时间，而一旦病人开始承担责任，治疗变化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自然发生了。
每个治疗师都找到不同的方法促进病人对责任的承担，有些时候我对一个受到严重利用的病人强调，对每一个利用者都会存在一个被利用者，也就是说有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处于被利用的角色，因此这种角色肯定对他们来说有一些吸引的地方。可能是什么东西在诱惑呢?一些治疗师针对这一点采用了直接面峙(confront)病人的方法：“你在这个情境下有什么获益?”
小组治疗的形式在帮助病人理解他们自己的责任上面提供了格外有力的方法。病人在开始治疗的时候站在完全相同的地点，但是经过开始的几周和几个月，每个病人都形成了自己在小组中的人际角色，这个角色可能和他(她)在生活中占据的角色类似。而且，小组能够了解每个成员如何形成自己的人际角色。这些形成的步骤在小组的此时此地中进行追踪要比治疗师试图从病人不可靠的陈述中重建要明显得多。
治疗小组的对于反馈的强调就开创了一个承担责任的序列：
1．小组成员了解到其他成员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行为。
2．然后他们了解到其他成员如何感受他们自己的行为。
3．他们观察到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其他人对他们的观点。
4．最后，他们了解到前3步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感受。
整个过程以病人行为开始，以每个人如何被他人和自己评价结束。
这个顺序可以形成小组治疗干预的强大基础。例如：“乔(Joe)，让我们来看看在小组中你发生了什么。在小组开始两个月后，你对自己在小组中的感觉不好，因为有几个组员对你很不耐烦(或者觉得受到威迫、或者躲避你、或者生气、或者感觉被烦扰、或者觉得被引诱、或者被欺骗)。发生了什么?这个角色对你来说熟悉吗?你愿意来看看你自己是如何让这一切发生的吗?
个体治疗师也可以利用此时此地的信息，在治疗过程中指出病人的责任，例如，病人的迟到、隐瞒信息和感受、忘了记录梦等等。
承担责任是治疗过程中核心的第一步。一旦个体意识到他们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困境中的责任，就会意识到他们，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改变处境。
回顾一个人的生活，承担对自己的责任可能会引起强烈的懊悔。治疗师可以期望出现这种懊悔并且试图重构(reframe)它。我经常督促病人把自己投射向未来，考虑他们现在如何生活，以便5年后他们能够毫无懊悔地回首这一段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