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是解释古字古言的治学功夫，在后来发展成专门的学科。其根本由来于古人和今人直接的隔阂，俗话说十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着说的是地域上的差异性，不同的地方因其语调音韵不同，同一个字便存在很多种读法。从古到今，字形字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早的文字来源于画图，看图识字，像什么便是什么，但是随着发展，象形文字并不足以满足沟通需要，有发明了许多偏旁组合字，有会意、有形声，而且在实际书写中存在因人而异的问题。
如果历史是不发展的，古今文字是不变化的，自然是不需要训诂的，古文古字是不需要解释便能读懂的。但这仅仅是如果，除却客观上的因素，还有认为主动的去改造文字，有人嫌篆文书笔画繁琐书写麻烦而发明了隶书，也有人嫌隶书规整不甚流畅而发明草书、也有人嫌草书狂的没边难以辨识而发明横平竖直的楷书，宋人发明了适用于印刷术的宋体字，今人更是为了推广汉字还去繁就简的推出简体字。
从古到今，改造文字只有一个目的，怎么方便当下怎么来。这就造成很多问题，从小学习简体字的人有一部分繁体字根本不认识，古代传下来的书全是繁体字，阅读繁体字的很多人根本不认识先秦的大篆、籀文，近代才发现的甲骨文总共有五千多字，还有三千五待破译。虽说汉字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中间隔着好几代，真的是一代不了解一代。汉人不能通读先秦经典，故此作传记、注释；唐人又不能理解汉人的注释了，又在注释下面作疏义；宋人既读不懂汉人的注释，又读不懂唐人的疏义。国学发展史，便是从先秦诸子开始，一直出于处于后代解释前代的循环之中。
我们可以把任何一本经典中的注释、翻译放在一边，专读古文来体会一下古人读更古书籍的心理感受。不懂的话是真不懂，不通的话也就真不通，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使用，除了每本经典编辑附上去的解释之外，还可以上网查询其他学者专家的解读。绝大多数的古人连《说文解字》都很难保证人手一本，连字典都没得查，能依仗的只有夫子老学究了。
造成古今隔阂的大概是有七方面的原因：
（一）语音发生了变化，据说开国之后，四川话差一点就成了今天的普通话，同样的汉字发音上区别是很大的。
（二）语原上的分化，原本造字表示一个意思，在实际使用中又产生了新的意思，比如一个“打”字，造字是用来表示“击打”的，现在分化出二十多层不同的意思来。
（三）语义上的变迁，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多义字，有引申义、假借义等。
（四）语法上的改变，有主谓宾的倒序，也有虚字助词等。
（五）字体上的差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写法。
（六）假借用法，古文有很多通假字，又借音、借义的，笔者一直认为这是古人的“错别字”，提笔忘字之后，找个读音相同的字凑上去。
（七）习惯风俗的影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产生不通的说法。我们今天是叫“年”，在夏代叫“岁”，在商代叫“祀”，在唐虞时候叫“载”，不训诂的话是决然搞不清楚的。
在先秦时期，跟训诂学相关的还有两种思想，一是名实之辩，二是正名思想。因为天下纷争，政令不一，同样的事情彼此有着不同的解释，而且没有一个权威。故此儒家提出了要正名的主义，凡事只能有一个“正”，其他均为异端。概念不定义清楚，各说各的比如谈不到一起。要搞清楚概念，就要进行名和实的思辨，只有名副其实才能名正言顺。这是宏观上的思潮，落实到文献经典领域，便是每一个“字”的名实关系研究，这个字形、字音、字义是否名副其实？
如果不读古书，不看经典，训诂便就毫无意义了。就国学的性质来说，本质上就是以传统经典为主的学问。学习国学而不在根本上下功夫，不过是“练武不连功，到头一场空”罢了。读经的根本是什么？首先得识字，训诂学便是识字学，是解释古文古字的学问。不识字的人，无非是道听一些奇谈，途说一些怪论，人云亦云终究是不会有所建树的。
很多国学班将《弟子规》《三字经》作为国学的基础，实在是大大的不妥，还不如讲讲《说文解字》。周代基础课程从八岁国子入学开始，先学“六书”，分别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是古人造字的根本。与今天幼儿园学些数字，汉语拼音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基础中的基础，知道字是怎么一回事了之后，才能在读经的时候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