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尚弦
摘抄：
*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
*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皇帝现在深悔对反对派的惩处。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激得要离开他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漩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
苏东坡与《定风波》
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写道：“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新的人生阶段，意味着苏东坡的人生观已发生转变，而在他黄州所写的《定风波》，则是对自己处世的乐观豁达的最好写照。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有感而作此词。
雨下得很大，但正在淋雨的苏轼不但自己不管风吹雨打，还劝人“莫听”，更有甚者还边走边“吟啸徐行”，这哪是在淋雨？这明明是在与大自然热情拥抱！竹杖芒鞋又有何怕？在苏轼看来，比骑马还觉轻快！苏轼也非神仙，雨后吹风也觉寒冷，但刚刚有点凉意，便看到了雨后升起的斜阳，也许还有美丽的彩虹呢！沉浸其中的苏轼哪还记得什么叫做寒冷啊！
由此可见，尽管天气风云变化，但此时此刻的苏轼与周围的环境水乳交融、物我合一，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雨中行吟图”。苏轼热爱自然，崇尚自然，在《赤壁赋》中曾写过“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大自然是苏轼永恒的精神慰藉。因此，沉浸于大自然中的苏轼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黄州，乃是苏东坡精神所归之处。
若细细思考，此词更是蕴含了苏东坡此时的人生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一个“任”字傲骨全出，一个藐视祸难、风吹雨打都不怕的东坡形象便跃然纸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里更是富有哲理韵味，颇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豁达与超脱。诚如刘乃昌先生所说：“这是他回味人生昨梦前尘而获得人生觉醒的哲言。”这些所谓风雨、料峭，所谓竹杖芒鞋、萧瑟，既是眼前景，也是作者人生经历与体验的物化，东坡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虽然在社会上遇到了种种不如意，但是却能以一种乐观的精神找到了与社会风雨的和谐相处之道。
从以前的“如蝇在食，吐之乃已”，满肚子的与他人不相容，辛辣的讽刺，变成了林语堂所谓之“老练”——乐观，豁达，能容他人之所不能容，悟他人之所不能悟。或许，苏东坡在作《定风波》时，是对上天抱着一种感激的态度的，感激上天，让他远离勾心斗角的官场，来到黄州，在自然的怀抱之中，展现自己“真纯”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