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16天《中匡 第十九》第1～3段

原文阅读

      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5]，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

        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字词注释

[1]会：总计之意。

[2]复：告知，禀告。因为国家在接待宾客上的支出太高，管仲觉得害怕，故禀告齐桓公。

[3]说：同“悦”。

[4]民办军事：古代军事活动费用，主要由有参军打仗权力的“国人”承担，称“民办”。

[5]胁盾：盾牌名。

[6]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根据对“军”解释的不同，本句有两种断句方式，一是“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这里“军”当作“钧”，是一个重量单位，三十斤，在这种断句下的“计”当作“抑”，无所抑，就是不受冤屈。二是“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军”解为军事。上文言“民办军事”，此句是说若军事方面的事筹划不当并由此产生诉讼争端，则罚一束矢。本书取第二说。

[7]救敌：与“仇敌”同。

[8]三王：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即下文的夏禹、商汤、周武王。

[9]隳（huī）：毁坏。

译文参考

        管仲总计国家财用，其中三分之二用于接待别国的宾客，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国内。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么？四方宾客，来者满意，离者称赞，好的名声布满天下；来者不满意，离者不称赞，坏的名声布满天下。土地可以种植粮食，林木可以为财货。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财货散尽可以再积聚。君主的名声是最为贵重的，为何要计较财富呢？”管仲说：“这是您的明鉴。”

        桓公说：“百姓都在致力于军事备战，我这样是否就可以了呢？”管仲回答：“不可以，因为盔甲兵器不够用，请减少刑罚来增多盔甲兵器。”因此，犯死罪的人不杀，犯刑罪的人不上刑，让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死罪可以用犀甲加上一支戟来赎，刑罪可以用胁盾加一支戟来赎，有过错的人罚金，因办军事而起争端，罚一束箭。桓公说：“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了吗？”管仲回答：“首先爱护国内的百姓，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及仇敌之国；先赐予土地给小国，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先举用贤良的人才，然后才能舍弃轻慢法度的低贱的人们。因此，先王必先有所设置，然后有所废除；必须先有所利，然后才有所害。”

        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和周武王，都杀了他们的君主，现在我们谈仁义，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不知是什么原故？”管仲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到夏桀就乱了，汤放逐夏桀，是安定了禹的功业。汤平定天下，到商纣就乱了，周武王伐纣，是安定了汤的功业。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自古及今，是从未改变过的，您何必又有所怀疑呢！”桓公又问：“古代亡国的国君都有什么过失？”管仲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却不考虑是否会失去诸侯的信任，只考虑财物的积累，却不考虑是否会背离百姓，只看到现在被拥护，却看不到未来可能会被放弃。以上三条有一条，就足够来削弱国力；全都具有，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稷的，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必然是日渐沉迷欢愉，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核心内容解读

      “中匡”的“匡”也是辅助的意思。本篇记载管仲对齐桓公的开导，内容涉及国家如何使用财富，行仁义爱百姓为争霸之本，以及君主如何修身、勤政、树立威望等多方面的问题。

        在本篇，齐桓公对帝王创业与灭亡的兴衰成败的提出了重要的疑问。这些问题也是千百年来许多人都会有的疑问：“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古之亡国，其何失？”

      管仲给出的回答首先是：“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他对于朝代之所以更迭的解读是，自古至今的历史都是“善”会讨伐取代“不善”。那么，何为“善”，君主如何做到“善”呢？管子说：亡国者是因为“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而这些亡国之君并非故意要亡国，而是日渐沉迷欢愉，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这里管仲所说的“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的意义，就是指只见目前的小利，而不计后果的大恶。就是后来董仲舒《春秋繁露》所指的“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细恶”，是指小小的过错。小过不慎，终酿大祸，甚至于亡家亡国。历代创业继统的皇王帝霸，如果不能“朝乾夕惕”，随时戒慎恐惧，至死不明为什么自己无法长保基业，坐稳江山。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

官僚集团跟君主是一种什么关系

        官僚集团跟君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君主既要利用官僚集团进行专制统治，又要防范官僚权力过大，威胁君主的地位。为了方便你理解，我就以君主和丞相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这种复杂的情况。

        我们知道，官僚集团非常庞大，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数以万计，可皇帝只有一个，他怎么管得过来呢？秦始皇、朱元璋、雍正都是超级勤奋的皇帝，连他们都不可能认识每个官员。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皇帝管理官僚集团的头头——丞相，再由丞相去领导百官。所以，丞相也被称为“百官之长”。他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皇帝制定政策。同时，丞相带领官僚集团处理日常事务，执行皇帝的旨意，并对下级官员进行监督和考核。这样看，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

        以汉代的丞相为例。汉代丞相拥有封驳权，就是说，如果皇帝下达的指令不合适，丞相有权驳回，拒绝执行。汉代丞相甚至敢对皇帝的宠臣下手。最经典的是汉文帝宠信邓通，给了他很多好处，让他几乎成为天下首富，丞相申屠嘉对此非常担忧，他找到个机会把邓通叫到家里狠狠教训了一通，还威胁要把他杀掉，邓通吓坏了，从此收敛很多。申屠嘉的举动，对于国家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站在君主的角度，会觉得丞相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如果他有野心，不是会威胁到我的皇位吗？西汉后期的王莽，就是个例子。王莽先后做过大司空和大司马，这两个位置相当于丞相，王莽就借这个机会，大权独揽，成功篡位，导致西汉灭亡。隋文帝杨坚做到北周的丞相后，逐步夺取朝廷大权，最终迫使北周皇帝把皇位让给了他。

        有了这些血淋淋的教训，皇帝对丞相的防范心理自然越来越重，总的趋势是，丞相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他的权力也被一点点分掉，到最后，连这个职位都被取消了。这里讲一个标志性事件，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

        朱元璋晚年疑心病非常重，总是担心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功臣们，在他死后会造反，所以，对于大臣们拉帮结派、扩张势力的行为，朱元璋的神经异常敏感，偏偏胡惟庸就撞到了枪口上。本来，朱元璋很信任胡惟庸，洪武六年，任命他为右丞相，洪武十年又升任左丞相。然而在担任丞相期间，胡惟庸打击政敌、培植党羽，搞得朝野上下都是他的人，这让朱元璋产生了警惕。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胡惟庸，并且当场处死。随后，他又严厉处治胡惟庸的同党，前后诛杀3万多人，罢官、抄家的不计其数。在处理胡惟庸案的过程中，朱元璋感到丞相这个职位对皇帝的威胁太大了，于是干脆废除。就是说，从1380年起直到清朝灭亡，在长达5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丞相这个角色，这也意味着君主专制发展到了极致。

      丞相的威胁是解除了，但是前面说过的问题又浮现了：官僚集团如此庞大，国家事务如此繁杂，只靠皇帝怎么应付得过来呢？那就有必要找到丞相的替代品，这个替代品既要承担丞相的一部分功能，又绝对不能让皇帝感受到危险。所以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成立御用秘书班子。下面，介绍两个著名的秘书班子。

        一个是明代的内阁制度。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深感政务繁忙，一个人力不从心，于是，他挑选几名信得过的高官组成内阁。内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为皇帝草拟圣旨。各地呈上的奏章，内阁先看一遍，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但风险依然存在，如果皇帝年幼，或者贪图享乐，内阁就能利用靠近皇帝的位置获得很大的权力。明代中期的张居正、严嵩，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成为权臣，对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所以，清代连内阁制也不搞了，可皇帝离不开秘书啊，怎么办呢？康熙的办法是建立南书房，让大臣进入南书房办公。雍正在这个基础上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负责为皇帝的谕旨打草稿，处理奏折，日常值班，参加御前会议，等等，任务十分繁重。但是，他们的权限又被卡得很死。军机大臣没有品级、不拿俸禄，只能传达皇帝的指令，自己不能做任何决定。应该说，这种限制是有力的，张廷玉、恭亲王奕䜣、左宗棠等名臣都做过军机大臣，但没有一个对皇权构成威胁。

        从丞相制到内阁制，再到军机处，我们清楚地看到，君主专制在一步步加强。这个过程可以理解成君主在驯服官僚集团，让官僚集团忠心耿耿地贯彻他的意志，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过，这种驯服并不总是成功的，道理很简单，尽管理论上官僚集团听命于君主，但是它也会产生自己的利益，一旦君主的意志跟它的利益相冲突，官僚集团就会抵制、扯皮，甚至公开反抗。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安石变法。北宋中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变法，力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是，此次变法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最终在宋神宗死后，变法措施基本被取消。

        另一个例子是万历。万历当政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中有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其实，万历也曾经奋发图强，使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然而后来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他跟官僚集团产生了巨大分歧。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官僚集团坚决反对，认为废长立幼不可取，必须立王皇后的儿子。万历争不过，用消极怠工的方式跟官僚集团对抗，几十年不批奏折、不见大臣，以至于作为御用秘书的内阁大学士都有好些年见不着皇帝的面。然而有趣的是，即便皇帝撒手不管，官僚政治依然保持着运转，而且，从外表上什么事都看不出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描述了这番景象——下级官员还在往上递奏章，内阁还在批阅奏章，只不过送到宫里通常得不到回复；官员的考核、税费的征收、军队的训练，也在照常进行；县一级的运行更是平静，县官该收税收税、该审案审案，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科举考试也没受影响，年复一年地举行着，大名鼎鼎的徐光启，就是万历三十二年考中的进士，明末大臣杨嗣昌，则是万历三十八年中的进士，那时候万历皇帝已经有十多年不上朝了。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志安；杜家骥，中华书局，2015年9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