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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雁冰是五四时期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他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基本格局是：
以文学的本质论为起点，以文学的价值论为核心，以普遍联系的 “ 关系结构 ” 为逻辑框架，着力阐述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最终归宿。
当沈雁冰开始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活动的时候，他涉及的首要问题是 “ 文学是什么 ” 。这个问题之所以首当其冲引起他的关注，是因为历史和现实将这个课题摆在了整个新文学的阵营面前。证名，是展开任何理论的先决条件，文学理论也不例外。
沈雁冰认为，中国文论自古以来就不屑回答：“ 文学是什么 ” 。而新文学运动开始时，当新文学先驱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决裂建设新文学及其观念的时候，解答 “ 文学是什么 ” 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了。沈雁冰身处其境自然也首先将目光投向这个问题。
文学是什么？沈雁冰的回答是：“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社会背景的图画 ”® 。在这一明快简洁的判断句中，文学不仅以确定的属性显示了其存在的合理方式，而且也以一种关系的逻辑，标示了其价值的取向，在时代、社会的坐标中界定了文学的本质。
不过，沈雁冰虽然回答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但他却无意潜心内敛于文学本身的品格，在他看来，文学不能靠自身来证明自己的本质，而只能在价值判断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因此，当他回答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后，立即转入了对文学本题价值的全面论述。
从理论上讲，文学与其它任何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本质，问题在于，这种本质在怎样的意义上才有本质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从主观情感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认为表现了个体真实情感的文学就是有价值的文学，表现情感就是文学的本质。
沈雁冰则从人生的角度给文学本体的价值下了判断，他认为，文学首先要客观， “ 努力于求真 ” ，只有对社会、人生作如实描写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因为，文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具有意义，文学的本质也才成其为本质。沈雁冰说：“ 我承认凡是忠诚表现人生的作品，总是有价值的。”
正是从这种价值判断出发，他要求文学必须具有与社会、人生贴近的品格，做到 “ 如实描写 ” （《什么是文学》），同时，又因为文学毕竟不等于现实人生，所以必须超越现实人生，对客观存在物进行高屋建瓴的观照，而这种观照，是以理想作为骨子的。这个 “ 理想 ” ，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是 “ 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 ” ，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则是与丑恶相对立的美和善，它的实践内容就是 “ 平民化的精神 ” 。
沈雁冰认为，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贴近人生是为了更好的反映它，而超越现实，则是为了更有效地甄别现实，以确定写什么不写什么。在这种既近距离观察又远距离的观照中，沈雁冰对文学的价值判断是，只有既写了现实又显示了理想的文学，才是最具有价值的文学。很显然，这个价值判断高于前一个价值判断。
沈雁冰不仅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本体价值观，而且糟蹋还在创作的实践中，找到了这种价值论的客观实体 —— 鲁迅的小说，沈雁冰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说：“ 过去三个月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 ” ，因为，《故乡》不仅写出了不同人的真实的 “ 生活状况 ” ，而且 “ 作者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 ” ，而以对新生活的向往，在黑暗的现实中升起理想光芒。
因此，对于这种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又艺术地再现了理想的创作，他当然会充分肯定其价值，这种肯定，在直接意义上见沈雁冰关于文学本体价值论的指向显示得更为清楚了。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沈雁冰对文学价值的论说，在倾向上主要着眼于现实主义文学，而不是其它文学，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文学本体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呢？沈雁冰认为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个是客观的文化因素，一个是作家这一主体因素。
这两方面的因素分别构成两个不同的层次，沈雁冰就从这两个层次方面展开自己的论说。关于前一方面的因素，沈雁冰直接借鉴了法国美学家丹纳的人种、环境、时代这三种因素，在文化层次上展开自己的论述。
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因素分别标示着人类文化的三种形态：
人种所具有的性格，是文化的主体沉淀物；
环境所结晶的文化，是物质与精神的合体；
时代则是文化的最新意识和形态的凝聚。
沈雁冰将这三种因素与文学放入 “ 关系 ” 的框架中，立即显出了这样的景观：“ 人种不同，文学的情调也不同 ” ， “ 一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 ” ， “ 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 ” （《文学与人生》）。于是，沈雁冰以线型的逻辑推理，构成了文学与人种、环境、时代的因果判断：人种、环境、时代决定文学。
不过，在不同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文学虽然呈现出不同面貌，然而这些面貌本身，只有个性差异，没有孰优孰劣的分别，因此，不同人种，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产生的不同文学，都是有价值的，沈雁冰热情地翻译介绍各民族、包括弱小民族的文学，就是对他这种观点的最好应证。
但是，从文学创作的意义上看，应当说，客观的文化背景，虽然为文学的价值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但它并不能判断文学的价值，因为，价值本质上是主体对于客体契合程度的一种主观判断。当文学处在文化关系中时，文学还只具有潜在的价值，或者说，还只是获得了客观价值，但不能验证自身的这种价值是否能实现。只有作家主体出现后，才能完成使文学的潜在价值变为显性价值的工作，也就是说，只有作家主体才识文学价值的判断者、决定者。
当沈雁冰在作家主体的层次上描述文学本体的价值时，他的判断是极为简洁明快的：什么样的作家就生产什么样的作品， “ 作家的人格 ” 如何，他的修养怎样，直接决定文学价值的高低。俄国的作家托尔斯泰，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鲁迅，正由于他们仍 “ 特异 ” ，修养精湛，态度严肃，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的价值就高，反之，那些 “ 游戏人生 ” 的作家，由于主体价值观的低劣，也就直接蛀蚀了作品的品格。对于前者，沈雁冰给予了热情的肯定，认为他们的作品是 “ 人类共有的珍宝 ” ，对于后者，沈雁冰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因为这些作品， “ 在思想方面说来，毫无价值 ” 。
同时，沈雁冰也清醒地看到了，作家虽然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但作家自身也被环境决定。“ 不是在某种环境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 ” ，而 “ 环境既然相似，作品安能不趋于一途 ” （《文学与人生》）。从沈雁冰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雁冰的文学本体价值实现的运行模式：环境制约作家，作家决定文学的价值。
然而，文学作为一个客体，它固然得于作家，被作家决定，但它又有着自身的价值结构。其结构的最基本因素是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这些构成关系的因素，独立时各呈异彩，一旦结合就会因组合方式的变化，而带来内涵的相应变化，从而影响文学本体价值。
沈雁冰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时，其运思模式往往侧重于寻找两相结合后的因果关系。他认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和内容，在绝对意义上，思想与艺术的关系是：思想价值决定艺术价值。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观念，也是指导沈雁冰对于文学现象进行批评的一种判断价值的原则。沈雁冰认为，对中国旧戏的艺术形式进行改革，固然有价值，然而， “ 若不从思想方面根本改革中国的戏剧，舞台艺术等等都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没有多大益处。” 在沈雁冰这种论述的倾向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的天平上，他更倾向于哪一边。
但是，在肯定思想价值的决定作用时，沈雁冰也看到了艺术价值的不可忽视性，明确宣布：“ 思想固然要紧，艺术更不容忽视 ” ，之所以 “ 不容忽视 ” ，是因为艺术有着不以思想为转移的独立价值，这种独立价值，是作者艺术个性的生动体现。
所以，对于文学及其作品来说，应当具体对待，具体分析。以此评论当时文坛的各种创作，沈雁冰认为，虽然一些创作在思想上存在着不尽如意之处，然而，艺术上的一些长处却是不容抹杀的。例如对田汉的剧本《灵光》，，他虽认为：“ 于观察现实方面尚欠些工夫 ” ，但 “ 想象方面 ” 却 “ 力丰思足 ” ，而且， “ 对话也都流畅 ” 。所以对之 “ 表示极端的欢迎 ” 。
这种对艺术价值独立性的肯定，一方面使沈雁冰能有效地把握文学整体的面貌，不因肯定一方面的价值而忽视另一方面的价值，也避免了机械的因果决定论。另一方面，对艺术价值独立性的重视，也在本体的意义上有利于艺术的完善和发展，同时，在接受外来文学，继承传统文学的优秀遗产方面也有了多元的选择和较为灵活的尺度。
沈雁冰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神话）的研究，以及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就是这样做的，他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果，正说明了他对文学本体价值把握的有效性。同时，也因为他把握了艺术价值相对独立的品格，所以在阐述文学思潮发展的原因时，他的着眼点就显得极为敏锐和科学。
他认为，写实派 “ 从艺术的落脚点 ” 反浪漫文学，是不可能批倒浪漫派文学的，而只有 “ 从思想立点 ” 上反浪漫文学才是写实派代替浪漫派的关键（参见《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因为，艺术作为文学的形式，不具有直接的社会功利性，而艺术所具有的一些美学原则也是相对稳定的，是任何时代都可以借鉴的。
“‘ 美 ’‘ 好 ’ 是真实，真实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 （《小说新潮栏宣言》）这正是从艺术价值的独立品格中得出的合乎文学规律的结论。由此，我们也可以反观沈雁冰为什么一直强调文学的思想变革了。正是基于艺术价值的独立性原则，他才认为改革旧文学（如中国戏剧）最有效的目标是内容、思想而不是形式，这样明确的判断，不仅使他在文学批评中能得心应手地抓住问题的关键，分剔精华、糟粕，也在客观上为整个新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一个范例。
对于沈雁冰来说，肯定文学本体的价值还只是目的之一，目的之二是要在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中，确立文学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当沈雁冰文学理论的触角展开的时候，他就已找准了文学价值实现的突破口。为人生主张的提出，就是 “ 文学价值实现论 ” 的最生动形态。
“ 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 ” ，这不仅指明了文学的最终的，勾画了文学价值实现的途径。不过， “ 为人生 ” 毕竟不是一个具体方法，它无论在含义上，还是在结构形式上，都没有，也不可能回答文学价值如何才能实现的问题，它在显示了 “ 方向 ” 的同时，却将大量理论与实践的工作，留给了自己。
然而，正因为 “ 为人生 ” 这个命题没有回答问题，才为理论的阐述提供了丰富的驰骋空间。沈雁冰正是在阐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彻底地完善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系统，因此，这个问题也就自然地成了沈雁冰文学理论批评的中心内容。
综观沈雁冰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 “ 为人生 ” 是他对文学的一种绝对要求和普遍的价值境界。这种普遍的价值境界，在时间上没有先后、古今之分；在空间上没有地域、内外之别，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评价与抉择的第一把尺子就是看它对于人生的态度，对于中国新文学创作的衡量，也是看其是否 “ 为人生 ” ，对于外国文学的选择、评价也莫不如此。
总之， “ 为人生 ” 是区别文学价值的不容置疑的标准，其逻辑判断形式为：凡是对人生抱着积极、真诚态度的文学，就是有价值的文学；反之就是没有价值的文学。沈雁冰不遗余力地对传统文学观进行批判，也就是因为传统文学观的 “ 载道 ” 与 “ 游戏 ” 二者，忽视，甚至是亵渎了人生。
“ 中了前一个毒的中国小说家，抛弃真正的人生不去观察不去描写，只知把圣经贤传上朽腐了的格言作为全篇 ‘ 柱意 ’” 。“ 中了后一个毒的小说家，本着他们 ‘ 吟风弄月，文人风流 ’ 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结果也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扎， …… 以自快其 ‘ 文字上的手淫 ’”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同样，对于新文学阵营中的 “ 为艺术而艺术 ” 的主张，沈雁冰不予赞同，也就是因为这种主张丢掉了 “ 为人生 ” 的目的，使文学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工匠的产品，所以他说， “ 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 ” 。
不过，要肯定文学为人生的命题，必须要确定两个先决前提：
一是文学的独立性，一是文学的功能。
这两个前提既是文学与人生建立联系的基础，也是文学实现自己价值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文学的独立性，是文学为人生的实践前提。文学的独立性主要是指文学作为社会产物应有的地位。沈雁冰认为，文学作为文学，自有其价值，不是 “ 道 “ 的附庸，它作为社会产物，有着自己的活动规律与存在方式。肯定了文学的独立性，也就是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作为社会产物，与人生、社会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只有承认这种平等性，也才可能使文学在其实践过程中与这些因素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实行多维结合，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他正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所以，他才能有效地建立了 “ 文学与人生 ” 的理论关系，并在文学实践的活动中，展开了文学与人生的生动对话。
人生怎样，文学 “ 如实 ” 将它描写下来，而当文学以独立身份面对人生时，它不仅要 “ 表现人生 ” ，映出人生的一切，而且它自身的独立性又使它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生， “ 指导人生 ” 。正是在这种正向描写人生与反向的反作用于人生的双向运动中，文学才在最圆满的意义上实现了 “ 为人生 ” 的愿望，而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这就是沈雁冰首肯文学独立性的真谛。
文学如何反作用于人生呢？这就势所必然地提出了文学与人生的另一个前提：文学的功能。这个问题与文学的独立性是相联系的，因为文学的功能是文学独立性的一个方面，为人生裨上是文学呈现自己功能的过程，从逻辑上讲，只有确立了文学的功能性，才可能推衍出文学为人生的命题，这个过程与顺序不能以相反的逻辑排列形式来表述。
沈雁冰深通其理，因此，在他提出文学为人生的命题时，不仅潜在地确立了文学的功能性，而且于批评的实践中具体地表述了文学功能的几种形态，其中文学的认识功能与净化感情的功能是他着意较多的两个方面。他认为 “ 我们要了解一民族之真正内在的精神，从他的文学伤口就看得出 —— 而且恐怕唯有从文学作品中去找，才找得出 ” （《〈小说月报〉 “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 引言》）。
又说， “ 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 ” 。文学的认识功能，是文学之成为文学的本质特征这一，按照沈雁冰的观点，文学的本质在于反映社会、人生，而文学只有当它提供了关于社会、人生的内容，并使人能从所提供的内容中，领悟和把握关于社会人生的种种形态与内涵的时候，才可以无愧于它的本质规定性。
沈雁冰对文学的认识功能给予特别青睐，也就在于它与人生的关系距离最近，文学与人生，在认识功能方面有着最直接的效应。文学净化情感的功能是文学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功能。文学作用于人生，它不能依凭理性的杠杆，它的艺术品格，要求它只能通过相应的艺术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价值。
沈雁冰特意指出文学这种激励人的功能，不仅显示了他对于艺术规律的洞悉与虔诚，而且反映了他对文学实现自己价值的可能性的一种胸有成竹的把握，正是这种把握，使他敢于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文学为人生的观点并不懈地为这种理论的张扬和实践进行大量的工作。
不过，沈雁冰这里所揭示的文学的这一功能是有特别含义的。在他看来，文学所面对的情感，不是个别具体的情感，而是具有 “ 普遍的性质 ” 的人类情感与此相一致，文学自身情感的包容度也应当不是个呷的而是人类的，文学应当 “ 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 ” ，只有包容了广泛、深刻的人类情感的文学，当它与社会接近时，才可能引起同样规模的社会反响，也只有实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反响，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文学也就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才得到了自己的地位，这样的文学其价值才是令人钦羡的。
事实上，沈雁冰不仅这样主张，他的批评实践也完全是从这种普遍的社会效应出发来判断文学价值的。他认为，鲁迅的作品之所以除了让人 “ 赞叹 ” 外不能再说什么，其旨意就在于示意鲁迅小说所包容的是一种普遍的情感， “ 《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 ” （《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这正蕴含了人在的普遍情绪，这种普遍的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认同，使鲁迅作品的价值得到了全面的实现。
相反，沈雁冰在评那些咀嚼身边小小的悲欢的作品时，之所以表示出极大的遗憾，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些作品所包容的情感只有单纯个体的忧郁和慨叹，而缺乏一种涵盖社会整体的气度和功能，这样的作品虽然也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从为人生的目的看，却无法在全面性、深该性方面满足为人生这个命题本身，这样的作品其社会价值也就十分有限了。
由于沈雁冰十分强调文学应以宏大的气魄向客观世界辐射自己的功能，因此，他就自然将探讨的眼光投向了文学的宏观世界，从本体论、价值论等关系着新文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入手，在建构文学的 “ 关系结构 ” 时，也不拘囿于个别的存在或具体的艺术技巧的关系，而是在客观世界与文学世界大方向上寻找契合点，从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文学的思想与形式等大的方面架设通往理性王国的桥梁，他也的确较完满地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但时也留下一片巨大的空白，那就是，在沈雁冰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中，我们很难发现建构得十分精巧的艺术功能的宝塔。
当我们绕过 “ 艺术功能 ” 的宝塔，再次进入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结构时，沈雁冰文学理论的活力又以力透纸背的气势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他不仅为文学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到了确切的途径，建构了稳固的 “ 文学与人生 ” 的价值关系，而且，他睿智地赋予这个稳固的价值关系以动态的内容。
沈雁冰曾说过，文学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翻开西洋的文学，见他由古典 —— 浪漫 —— 写实 —— 新浪漫， …… 这样一连串的变迁 ”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这是因为，人生象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文学不可能两次进入一条人生之河，所以，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应当是永恒的，但由于人生和文学的变化也是永恒的，因此，文学与人生的价值关系实际上存在一个二律背反：文学的价值是永恒的（因为客观存在始终与人生相连），又是相对的。
沈雁冰从进化的角度把握文学与人生的这种运动关系，以敏锐的意识发现了两者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文学的每一次变化 “ 便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 ”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另一方面， “ 一种作品既为人生这片断，作时或许视很得要，过后不一定能持久 ” （《什么是文学》），勾画了文学在为人生的过程中价值的相对性特征。正因为文学离不开人生，而人生又往往具有历史性特征，那么要使文学的价值之树常青，就必须使文学紧紧追随人生变化的步伐，沈雁冰以自己的理论逻辑，水到渠成地为文学勾画了这样一种发展路径。
事实上，沈雁冰也正是基于对文学与人生的动态把握而赋予 “ 人生 ” 以具体内容的他 1925 年提出 “ 无产阶级艺术 ” 的观点，正是这种把握的最生动说明。沈雁冰这种于动态中建构文学与人生关系的理论报偿，是更加有力地巩固了文学与人生的价值关系，这正是沈雁冰文学理论的杰出之处。
在沈雁冰的文学理论中，文学的进化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在谈论新文学的特征时，沈雁冰曾下过这样的判断：“ 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 ” （《新旧文学平义之评议》），而这种精华的文学由于与发展的社会人生具有同步性，因此，进化的文学就是有价值的文学。
不过，他在这里所说的进化的文学主要不是以时间为维度的一种文学形态，而是在空间静观中的文学的一种质，这种质，是文学进化的动力，又是判断文学是否 “ 进化 ” 的标准。关于这种 “ 质 ” ，沈雁冰为它列出了 “ 三种要素 ” ， “ 一是普遍的性质 ” ， “ 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伟力 ” ， “ 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 ” （《新旧文学平义之评议》）。
这就是沈雁冰对文学进化的价值观。他的这种价值观与当时的文坛是十分合拍的，他不以 “ 时代 ” 为前提来界定 “ 进化的文学 ” 、 “ 新的文学 ” ，正是注意到了两个事实：一个是新文学运动时期，仍存在着以 “ 礼拜六派 ” 为代表的大量趣味低下的文学；另一个是，在古代的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中又存在着大量具有极高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
所以，他科学地将 “ 进化 ” 作为文学的一种性质来运用，而没将其作为一种时间概念来表述。这样既有效地为新文学接受中外文学遗产，批判文坛恶趣味提供了武器，也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了严密的规范。
与 “ 进化的文学 ” 就是好的文学这一价值判断相一致，沈雁冰认为，新的文学应当超过旧的文学，否则它就不配称为 “ 新 ” ，也就是说，文学的进化应当是绝 对的，而且，理论的描述也尽可如意，虽然事实上是存在着文学退化的现象的，但总的趋势却无可否认的是前进、发展的。
“ 新 ” 代替 “ 旧 ” ，不仅是一种时间递进的关系，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沈雁冰正是从这种不可逆转的进化观出发，为我们描述了近代西方文艺思潮的演进情况。他认为，西方文学走国了古典主义 —— 浪漫主义 —— 写实主义的路，在这三种思潮的递进中无论从文学的本体形态，还是从文学的效果来看，后一种思潮都弥补了前一种思潮的缺陷，显示了比前一种思潮完满得多的姿态。
例如，浪漫主义文学对古典主义文学的超越，沈雁冰认为：“ 古典主义文学认为美是一成不变的，浪漫主义文学则认为是相对的 ” ， “ 古典主义认古人所作的便是绝好的，浪漫派反之 ” ， “ 古典主义认已成的便是美之极，浪漫主义文学则认为美之极则在想象，人人可以想象一个美之极来 ” ， “ 古典主义文学是静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动的 ” 。在这一条条对比中沈雁冰清楚地勾画了浪漫主义文学进化的特征。
同样，写实主义代替浪漫主义也是这样， “ 浪漫主义专描写上等社会的生活，写实文学专描写下等社会的生活 ” ， “ 浪漫文学大都重艺术，写实文学重人生 ”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正因为写实文学补救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不足，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坛取得了盟主地位。在沈雁冰所表述的文学进化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学的进化是欣喜和赞赏的。
这种赞赏本身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以文学进化的不可逆性为前提的，而且，从沈雁冰的文学进化观来看，正是文学发展的不可逆性，给了沈雁冰坚定的信心，使他不仅对已成为历史的文学进化的事实卓有成效地给予了说明和论证，而且也情形地看到了正被他自己垂青的 “ 写实主义 ” 文学的弊端：“ 一是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 ” 。
从而满怀自信地预言，写实主义将被另一种更有价值的 “ 新浪漫主义 ” 所代替，而新浪漫主义文学之所以能代替写实主义文学，在沈雁冰看来，也主要是它能弥补写实主义的缺陷，形成一种新的超越。从上面的叙说可以看出，文学进化的不可逆转性，在沈雁冰那里不仅是一种理论性的价值判断，而且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文学这种进化的动力在哪里呢？沈雁冰认为，文学进化除了外力的推动外，更重要的是文学内在机制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机制的作用，文学的进化不仅无法实现，甚至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更谈不上文学的价值了。文学的这种内在机制就是文学 “ 自由创造 ” 的品格。
沈雁冰说：“ 艺术当然要尊重自由创造的精神， …… 人类过去的艺术发展史早把这消息告诉我们了 ”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沈雁冰看来，文学如果不着眼于自由创造，不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四方新潮和八面来风，只 “ 纯是摹仿 ” ，则只能造出拙劣的复制品，这种不具备新的素质的文学，当然就不具有进化的性质，这种发展就不值得称道，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价值。
所以，沈雁冰几乎以对 “ 为人生 ” 的主张一样重视的态度，强调文学一定要 “ 独立创造 ” ，要 “ 表见他的个性 ” ，要有生机和 “ 活气 ” 。在他看来，只有保有这种精神的文学，才是进化的文学，文学的这种发展才有价值。
文学进化既然是不可抗拒的，那么文学进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论证的命题，因为，从理论上讲，文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它不可能有终点，自然也就无法去预言这个 “ 最终目标 ” 。
然而，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绝对终点，却有相对终点，在沈雁冰看来，这个相对终点就是 “ 全人类 ” ，他认为，从西方近代文学的古典 — 浪漫 — 写实 — 新浪漫的进化事实看，这些进化 “ 无非欲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 ” 。文学发展的 “ 全人类 ” 这个终点的确立，是沈雁冰文学与人生关系合逻辑的结论。
不过，沈雁冰这儿所说的文学的 “ 全人类性 ” 与其说它指文学发展的归宿，不如说是指文学精神的最高境界，这一最高境界，就是文学发展的最高价值。在沈雁冰看来，文学只有进化到了或达到了这种境界，才最终完成了文学发展的价值。不过，沈雁冰虽然看到了文学发展的绝对性和连续性，但他并没有忽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他认为，在趋向全人类的过程中，文学往往是以民族性参加到这个发展行列中的，他指出：“ 在现时种界国界以及语言差别尚未完全消灭以前，这个最终目的不能骤然达到，因此现时的新文学运动都不免带着强烈的民族色彩 ”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正是文学运动的这种民族性，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也构成了文学价值的时代性、民族性，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首先应当发展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这正是沈雁冰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落脚点，这一落脚点，充分显示了沈雁冰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历史意识、时代色彩以及鲜明的个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