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那时候的父亲是处在比较最焦虑的时刻，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广州，而且大部分都是家属，人们都想在这个繁华的都市看一看，尽管这是七十年代的广州，可它依然是非常热闹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出门的机会就不多，大家都是到哪个地方就呆在居住的地方，空间就在那么个像村子的人院里，如果不是队部搬家，一般是不会出门的。
当人们都抱着想要在这里休整两天的思想，这时候告诉大家立即起程，应该是会有点阻力。不过这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了，父亲找到随队人员开会传达了公司决定，大家虽然有不同意见，但还是表示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分别回去做家属的工作，准备起程。
我们家这时候也是有不同意见，因为我还生着病，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我还是处在生病的状态，当时的我不到两岁。当时母亲想着留下来等我病好了再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行了，于是我们也收拾起行囊与大伙一起又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说来也奇怪，当我们离开广州的时候我的病竟然好了，冥冥之中是不是我也在支持着父亲的工作，以至于这件事经常被父母说起，我虽然没有这些记忆，仅只是听也已是犹如耳濡目染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