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一万八千多天，漫长而仓促――漫长的，从晨到晚挨着，日日度日如年；仓促的，眨眼五十年，啥也没干，却已花发横生。
从记事起，我好象就没停止过做梦――做白日梦：梦想着考上大学，当了省长，市长，县长或公社书记，把欺压过我们的村干部一个个踢掉；梦想着一夜长大，脱离开母亲的管制，不用再上学，挣了很多钱，让母亲脸上愁云散去，常常眉开眼笑……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个个美梦都化作了泡影。说来可笑，曾经那么讨厌学校、憎恨老师的我，长大后，却偏偏就以教书育人为业。
1982年，我以全公社第三名的成绩被县城一中录取，可那年暑假快开学的日子前，一连下了数十天的大雨，大雨不仅冲坏了村村庄庄的房舍田地，也把通往县城的路给冲毁了。于是，县教育局临时决定，在我们公社的中学办一个优班，把山区的优生放在这一班内，与初二、初三学生一起开学，即比其他非优班的初一学生早开二十天的学。
无巧不成书。正是因了太多的“巧”，便使原本正常的运行脱了轨、转了向！恰是这二十天，让我的人生轨道发生了偏转，使我的人生阅历中平添了几分跌宕起伏。
开学的第一天，大姐夫去学校送我。姐夫带我见了班主任崔和喜，去总务处买了饭票，到宿舍铺了床褥，一切安顿好后，还不到中午。姐夫说：“今天可能也没什么事，先回姐夫家住一天，明天早上再来吧。
待次日，我步行八里路，大约在上午八点多来到学校时，校园内一片肃静。当我怯生生地走到教室门口时，听见班主任崔老师已在教室里讲课了。
当时幼小的、初离开母亲姐哥、来到一个陌生环境、站在教室门外的自己，应该是胆怯、恐惧的吧？我不敢作声，慌恐地站在教室门外，一直等到下课铃声敲响，班主任崔老师走出教室，看到站在门外的我，问：“你昨天去哪了？”
“回我大姐家了。”我蝇蝇低哝。
“去哪了？大声点说！”
“去我大姐家了。”我的泪在眼里打转。
“去！坐在最后那个空座位上！”班主任崔和喜老师把书夹在腋窝下，转身迈着八字步走了。
我低头走进教室，坐在最后一张没有左邻右舍、孤零零的、靠墙角的座位上，泪水啪嗒啪嗒掉在桌子上。
只因回大姐家的那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同学们已领了课本，有了相识的同伴。而我也只因了那一个下午与一个晚上的时间，不仅错过了与新同学相识的最佳节点，还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非难，成了教室里最孤单的存在。
接下来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课，因为没有课本，我在恓恓惶惶中熬到了放学铃响。当我随着女同学们走进宿舍时，我懵了，只见我姐夫给我铺好的被褥不知被谁胡乱地卷起，扔在了宿舍的土哄哄的土煤火上，而我原先的铺位已被另一位同学占据。有位个子矮小，长着圆圆脸，大眼睛的女生说：“是班主任崔老师把你的铺盖卷起放在煤火上的，然后让崔春平占了你的铺位。”
我再也忍不住了，抽抽嗒嗒的哭出了声，泪如线珠。有小同学过来安慰我，当你正伤心时，别人的安慰恰是助催剂，所以在小同学们的安慰下，我的哭声越来越大，我抽抽嗒嗒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没吃同学给打的午饭。当泪哭完后，我走出宿舍，去找在公社医院当院长的舅舅。
童年的世界是单纯的，只有纯真的爱，没有切齿的恨；青少年的世界是恣意的，是爱憎分明的；成人的世界却是虚伪的，利益的。
当我泣不成声地站在舅舅跟前，哽咽着时断时续地说完自己的遭遇，舅舅给我倒了碗水，给我拿出烧饼让我先吃了点，随后，舅舅领着我来到崔老师家，舅舅敲门进去了，我则站在门外。
“耿院长，你有什么事？”崔老师问道。
“三英――进来。”
我怯生生地站在舅舅跟前。
“崔老师，这是我的外甥女。”
舅舅与崔老师还聊了点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舅舅走时，崔老师说：“在咱自己的班，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舅舅走后，崔老师在带我往宿舍走的路上，问我：“耿院长是你亲舅？”
“嗯。”
“你爹是干什么？”
“我没有爹。”
……
崔老师让宿舍的同学们分别把自己的铺盖往小处叠了叠，在睡着十六个人的土通炕上给我腾出一个大约50cm 宽的铺位，并让两位同学把我的被褥重新铺好。随后，崔老师又喊了两位女同学，让她们与我相跟着去办公室领了课本。
有一种伤害一旦造成，便很难愈合；有一种偏见一旦形成，便很难改观，尤其对心智正在形成期的青少年。
经此一事，在母亲、姐哥以及小学老师娇宠下长大的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所以想家，哭泣便成了日日必修！
虽然在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中，崔老师处处照顾着我，比如：崔老师找理由把我的座位与一个课堂上做小动作的男生互调了一下，使我有了同桌，下课后还常常对我嘘寒问暖，关心我学习上是否有困难等导。但我仍用我十二岁的情感从心灵深处仇视着崔老师，也仇视着占了我铺位的崔春平（春平原来是崔老师的侄女）。
只要是崔老师的语文课，我要么托腮看着窗外，要么爬在桌子上装睡。因此，崔老师没少说教我，而且常以我舅舅的名义，说什么：“我和你舅舅是同班同学，你可不能辜负你舅舅对你的期望……”他的话，我一概充耳不闻。
在宿舍里，我和春平，从开始就种下了一种十二岁少年之间的“仇怨”，互不搭理，还时常因为她碰了我的碗，我动了她的茶缸等等芝麻小事而发生口角。
就这样，我在想家、哭泣、仇视、争吵中煎熬了二十天，终于等到了春芳、红菊、庆凤三位小学同学的开学。
小学时，因为我学习成绩优秀，深得老师的爱戴，所以升入四年级后，我便身兼数职：不仅是班长和全校学生集合时的喊队人（即现在的校体育委员），还是全校的打钟人（即按时用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棒，按一定的节奏敲打挂在一棵小柏树上的钢条，以提示上课或下课铃声）。我是我们小学同学们的头儿，他们都比较听我的调排。
春芳、红菊、庆凤的到来，使我有了玩伴，不再孤单，好像胆子也大了。
我不再热爱学习，我成了调皮捣蛋的代表，我领着红菊、庆风经常逃课。白天，我们仨满山遍野地跑，去摘酸枣，爬树偷核桃；晚上，如哪里放电影，我们仨个就逃自习去看电影。（那时的学校管理不像现在这么谨慎严密――学生在学校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在老师的无缝监管下进行。那时，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每节课45分钟，其余时间都由学生自由安排，晚自习很少有老师进教室。）更有甚者，有一次，我竟领着红菊和庆凤，跑到距离学校10里路的源上村去看了一下午的戏。
这一次的逃课，直接导致上初中刚月余的红菊失了学。（不是被学校开除的，那时，学校很少有开除学生的，除非犯了特别严重的错。是因为红菊逃课的事，让她娘知道了，她娘直接把她的铺盖卷卷回了家，不让她念了，主要还是因为家庭贫寒。）接下来，没多久，庆凤也因家庭原因退学了。我又成了孤家寡人。（虽然还有春芳，但春芳胆小温顺、听老师父母的话，不肯随我胡作非为。）
当你不能顺利融入一个集体时，你要么变的沉默孤寂、卑微怯懦，要么变的桀骜不驯、嚣张乖戾 。我应该是变成了后者吧？更确切的说是变成了两者的揉合体――内心隐藏的是前者，外在表现的是后者。
红菊与庆凤的相继退学，使我也起了退学的念头。
我越来越讨厌进教室和宿舍。在教室里，男同学们若稍有触犯，我便会跟他们撕打在一起。在宿舍里，我则针对春平一人，处处找她的碴，有一次，宿舍轮着春平值日那天的早晨，当春平跟另一个同学从灶上打回开水，挨个给我们分水时，我嫌她给我分的水少，一生气，便把她给我打在茶缸里的半缸水，一股恼儿泼在了春平的脸上，春平“呀”的一声大叫后，就哇哇大声哭起来。同学们都吓坏了，我应该也吓坏了，呆在原地，手和腿在不停的发抖。不一会儿，已有同学把崔老喊来。只记得崔老师狠狠瞪了我一眼，就急忙领着春平去了医院。
所幸，水的温度不太高，春平经我舅舅处理后，只是左脸颊看起来有些红肿。
待年龄渐长以后，每每想起此事，我都心有余悸――如果……那我此生将要背负怎样的罪恶感？将如何面对自己，面对毁容后的春平？
人生没有假设，他是单向行车，无论前方是一片坦途，还是满布荆棘，你只能一路朝前，却无法后退。
跟春平一起走进宿舍的除了崔老师，还有我舅舅，当时同学们都已上课去了，而我则把自己闷在被子里，没睡。
舅舅一进宿舍就大声吼到：“三英，你给我起来！”
还不待我穿好鞋，“啪、啪”两个巴掌就打在我的脸上，我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
“不想念，就卷铺盖滚蛋回家！”舅舅一脸怒气，大声呵斥到。
我弯下腰把鞋跟往上一拉，就哭着跑出了学校。就这样，我开始了近一个月的逃学经历！
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只要你不能按步就班、循规道矩地干你该干的事，那你势必要经受违规所带来的种种劫难。
我从学校跑出来，跑到学校后的山坡上，或坐、或走，当时脑中萦绕的只有一个念头：“不上学了，坚决不上学了！”眼前忽尔出现崔老师那可憎的脸，忽尔闪现教室、宿舍里孤独的自己。中午时分，肚子饿的荒，就在一片胡萝卜地里拔吃了几个萝卜，还记得在一片已萎蔫了的西红柿地里，摘吃了几个半红不红的西红柿。太阳快落山时，我开始向我们村的方向走去。
当我穿过回家必经的仅能容一人的窄巷时，就看见母亲在猪圈旁倒猪食，我喊了声：“娘――”
“你怎回来了？”母亲问道。
“我不想上学了。”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就是不想上学了。”
“不行，明儿清晨我送你去学校。”
母亲心里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和舅舅们一样上学：母亲有两哥和两弟，因为姥姥家家境一般，更因为重男轻女思想作祟，四个舅舅都上了学，并且均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唯独母亲这唯一的女儿只上过两年学，认得几个字后，姥姥便让她回家，帮衬着家里干农活了，所以在母亲心里一直有一个读书的结。随着我们姐妹兄弟一个个的出生，母亲便把读书的心愿转嫁到我们几个孩子们身上，又恰巧姐妹中，我尤显聪明――从小数我成绩最好，所以母亲便把读书的愿望全寄托在我身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早早喊我起床，然后送我去上学。
我默默地随母亲来到学校，母亲看着我进了校门，就转身返回去了。（因为生活的不如意，母亲几乎没进过我初中学校的校门，也从没见过我初中的任何老师。）我则在学校大门后窥视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后，快速从与母亲回家相反的方向逃离学校，然后在外游荡，肚子饿了，便在山上捡吃核桃，拔吃萝，到傍晚时分，我再次回到家中。这一次，母亲气得拿起棍子狠狠地打在我的大腿和小腿上，应该很痛吧？现在却是感受不到了，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挨打。
晚上躺在被窝里，心里默默祈祷：“让我生病吧，让我生病吧……”可早晨，我仍在母亲的哀嚎中穿衣、吃饭，然后随着凄婉的母亲走向学校。
我仍待母亲转身后，快速溜出校门，一整天在山坡上游荡，并且在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土洞，我往土洞里拖了点玉米干。傍晚时，我没回家，我就钻在那个土洞里。我很奇怪，我并没随着夜的降临而感到害怕，反而安然地入睡。
一连七日，我都是白天在山上跑，晚上钻在土洞里睡觉，这中间好像有个星期天，我是照常地回家了的。
初入冬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在土洞里过夜的六七天里，半夜时分，我常常会被冻醒，又像是手脚的冻疮的疼痛把我疼醒。半夜醒来的自己常常流泪，也十分的害怕！
夜里实在是太冷了，也实在是太害怕了。到第八天的傍晚，我回了家，我躲在窑顶上，等姐哥吃完饭出了院门去外面玩，母亲进了窑洞后，我蹑手蹑脚地进了院门，悄悄地钻进了院子北角，圈小灰驴的黑窑洞里。
我家的小灰驴，非常温驯的小灰驴，我童年的伴。每逢星期天，我便会骑着小灰驴，呼朋唤友，到青草茂盛的山山坡坡去放牧。它吃草，我和小灰伴们捡拾柴火，到吃饭时刻，我再骑在它背上，胸前抱一小捆柴火，跟伙伴们相随回家。
那一夜，有小灰驴相伴，我睡的很安稳，然而谁能知，这一夜的安稳，却只是为酝酿第二天的暴风骤雨？
当我醒来时，早晨有些微的光线挤进了黑窑洞，我能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咕地叫声。这时只见二哥拿着锨和撅头进来，他把锨和撅头靠墙竖好，把小灰驴牵出驴圈。哥哥再进来时，就抡起撅头撅驴肥，准备出圈，哥哥从驴圈口开始撅，他撅一阵，再用锨铲到箩筐里，然后一箩筐一箩筐地往外担。我缩在角落里胆颤心惊地紧盯着哥哥的一举一动，而哥哥却看不见我。当哥哥抡起的撅头将要砸在我头上时，我喊了声：“哥哥――”
这一声哥哥，使二哥的举起的撅头楞在了半空。
“三英，你怎么在这里？”
二哥把我拉出驴圈。
哥哥把我从驴圈拉出来时，我娘在窑顶上劳作，哥哥让我洗了洗手脸，给我舀上饭――窝头和汤，应该用狼吞虎咽来形容我那时的吃相吧（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二哥一股劲说:“慢点吃，慢点吃”），一阵功夫，我把锅里的剩窝头剩汤全部吞到了肚子里。
“三英，在学校是不是受欺负了？”哥哥问道。
“不是，就是不想念了。”
“实在不想念就算念了，受这罪干什么。”
可能是母亲听到了我和二哥的说话声吧，只听噔噔噔的一阵脚步声传来，母亲手里拿着的荆条就已嗖地一声打在我的胳膊上，我伴随“哇”的叫声跳了老高，疼――现在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那时的疼了。
“娘，你疯了，她在学校肯定是不好，才不想念的，你那样逼她干啥？”哥哥在吼娘的同时，用劲推了娘一下，娘一屁股就跌坐在地上，一边骂我不挣气，一边呜呜地哭泣。
突然的，娘从地上站起来，转身回到家里，从里面把门栓上。
二哥继续去出驴圈，我则一直站在院子里，约莫过了十多分钟，甚或二十分钟、半个小时（那时对时间长短没有感觉，而现在则是没了记忆），二哥好象感觉到什么似的，突然从驴圈里跑出来，猛烈地去敲家门。
哥哥激烈的敲门声并没把门敲开，哥哥又拿菜刀去拔门栓，可母亲已在里面把门栓上了保险，任凭二哥怎么拔弄也拔弄不开。看二哥那着急的样子，我吓的不停的边哭边“娘，娘，娘”的喊着。许是我的哭声、哥哥的喊声惊动了邻居的张大伯，张大伯进来后，把其中一扇木门卸了下来。哥哥急切地从门的一侧跨进屋内，张大伯也快速迈进屋，我也紧跟着进去。
只见母亲的脖子上套着绳索，哥哥抱着娘的双腿向上托，张大伯急忙竖起哥哥脚边的凳子，踩上去，去解绳索，我吓的不停地哭喊：“娘，娘，你快醒醒，我不逃学了，不逃学了……”
哥哥和张大伯把娘平放在炕上，只见张大伯在我娘身上一阵拍打，母亲慢慢的睁开了眼。张大伯说：“三英她娘啊，你可千万要往开处想啊，孩子们这么小，你走了，他们可怎办啊？”
我娘一言不发，只是瞪着两眼，泪不停地往外涌。
“二蛋（二哥的小名），去给娘倒点水，让她喝点水。”然后，张大伯就转身回去了。
那时，我不知道母亲在我身上寄托了多大的希望，以至于面对逃学的我，她竟可以决绝地去选择死。
现在想来，自从父亲背叛家庭，领着别人的妻子绝尘而去后，母亲日日积压的满腔屈辱除了化成日夜不息的默默劳作之外，就是盼着儿女未来能飞黄腾达的那点心念了。然而，眼看着其他儿女都已行将就木，学习成绩优异的我便成了母亲心念中的唯一――也即成了母亲精神支撑的唯一。
我吓坏了，我害怕失去母亲。所以，次日，母亲往我手里塞了两角钱后，我就又在母亲的目送下，进了校门。
然而，对母亲选择自尽的恐惧，并没有战胜十二岁年纪的我对学校的厌弃――我仍在母亲转身返回的当儿，迅速逃离了学校。
今次逃学，我有了目标――去寻找多年前带着别人的妻子离开家乡的父亲，父亲那里成了我脱离学校这一苦海的救命稻草。
今次我没往学校后的山坡上跑，而是尾随母亲的身影，快速窜到学校通往车站的路边一个厕所里，在厕所里焦急地等待母亲走远。
当感觉母亲应该已拐向回家的小路后，我贼溜溜地踅摸到车站。
我瞅准一个穿军大氅的大高个，悄没声息地钻到他的大氅下上了一辆开往河南×x市的车。（记得当年上车时，是售票员站在车门口，你现买票现上车）
就这样十二岁的我，在1982年的冬天怀揣两角钱，踏上了为脱离上学而寻父之路。
当车子缓缓停在xx市的车站时，我随其他乘客一起下了车，并走出站口。
站在出站口的我，看着眼前乌泱泱的人，来来往往的大车、小车，林立的高楼大厦，还有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我被吓懵了，我哪里见过如此繁华的场景，哪里见过这从多的人，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小商小贩，这么大的车站？
我胆怯地向站口对面走去，走向一个卖芝麻糖的小贩，用仅有的两角钱买了一根芝麻糖。记忆中，那根芝麻糖比我们学校门口卖的要大很多很多，好像也特别特别的甜。
我一边一点一点地嚼那根芝麻糖，一边漫无目的地在车站周围慌恐地转悠，当遇到老人时，我就问他们认不认识xxx（我父亲的名子），每每都是一声令我沮丧的“不认识”。眼看太阳将落，天色渐暗，肚子也不停地叫，我突然就感到很慌乱、很害怕，我又走回车站口，当看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走过来时，我急忙走到她跟前问她：“奶奶，到ⅩX省XX县要坐什么车？”话还没说完，我就哽咽着哭起来。老奶奶便询问：“你是哪里人？”“怎么一个人？跟谁出来的？怎么走丢的？”
我一边哭一边说：“我哥哥是编席子的，哥哥带着我出来，我跟哥哥走丢了，我找不到哥哥了。”
随着老奶奶的问话，我的哭声便由小声哭泣变成了嚎啕大哭，不一会儿，我和老奶奶的周围便围了一群人。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者，其中有两个中年男人分别还说：“来来来，我也是xxx人，让我领着小女孩回家吧。”说着还去拉我的手，我害怕地缩在老奶奶身后。
老奶奶说：“我家在山上，你跟我回去也不是个办法，我给你买张车票送你上车，行不行？”
我们仍在不停地大声哭泣，这时从人群走出来一个穿着体面，像个干部模样的人，他走到我跟前问：“你叫什么？”
他说的话和我说的话一样，我能听懂，也顿时感到好像见了亲人。
“xx省×x市xx县xx公社xx村。”
“你父母叫什么？”
“xx公社有亲戚吗？”
我抽泣着说出了我舅舅的名字。
“xx也是你舅吧？我跟他是高中同学”
他竟然说出了我三舅舅的名字，我仰起泪花花的脸看着他，使劲点头。
“我叫暴振兴（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几个字，但名字的音是刻在我脑子里，至今都念念不敢忘却），跟小女孩是老乡，他的四个舅舅我都认识，我现在是x县林业（也可能是农业或商业，记不太清了）局局长，把小女孩交给我，我负责送她回家。”他对老奶奶、同时也是对周围的人说道。
就这样我随暴叔叔坐上了回他家x县的车。
到家后，天己很黑了，暴叔叔向暴婶婶简单说了一下我的情况，还跟我说：“你先在这儿住几天，等有顺车了，把你捎回去。”
吃过饭后，婶婶给我洗了个澡，就让我到一个小家睡下了。那一夜，我睡的又香又甜，还梦见我娘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
暴叔叔家有一个老奶奶（她是暴叔叔的娘）和一只灰白色的肥胖的猫，白天暴叔叔与婶婶上班后，就只有我、老奶奶和肥猫在家，老奶奶对我很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拿出来吃，还时常让我扶着她到街上去遛弯。当老奶奶睡觉时，我就和那只肥猫玩。记得离暴叔叔家不远处有个菜市场，里面不仅有卖各种蔬菜、水果的，还有卖花、草、鸟、狗的，很是热闹。
就这样，我在暴叔叔家大约住了六七天（记不太清了），一天夜里，暴婶婶把我从梦中唤醒，说：“三英，现在有个到xx的顺车，快起来，让叔叔送你上车回家吧。”
我迷迷糊糊穿好棉袄棉裤，婶婶又给我套了一件大棉外套，然后我跟随暴叔叔来到门外，门外停着一辆货车，暴叔叔扶我上了驾驶室，并跟司机说：“她是耿xx的外甥女，回去后，把她送到耿xx家。”
“放心吧，暴局长。”司机说道。
当车停在xx医院门口时，天刚蒙蒙亮。
司机说：“你下车去你舅舅家吧，我不进去了。”
我下车后，走向医院门外的厕所，待货车开走后，我向回家的方向走去。当我路过公社汽车站口时，看见我大姐夫和我娘正准备买票上一辆班车，我急忙“娘――娘――”地喊。
我娘和我大姐夫听见喊声，扭身就向我跑来。
姐夫厉声问到：“你跑哪去了？啊！真不让人省心。”
母亲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打我，但她脸上的神情却令我心生战栗的。
我爱我的母亲，比任何其他子女都爱，母亲也爱我，比爱其他子女爱的更多！然而，我三番五次的逃学，却给母亲带来了毁灭性的精神打击。这之后，母亲的行为对我幼小心灵的折磨，也让我在家里的日子寝食难安。
大概从我五六岁开始，因为父亲的移情别恋，我们居住的小院隔三茬五就成了大人小孩看热闹的地方――因为父母干仗。母亲自然就成了村民们时时嘲讽欺负的对象，即使村里一些小孩子也在大人们的言传身教中，时常对我母亲出言不逊。母亲对那些恶言讽语只是默默承受，从没有还击过一次，即使对那些跟在母亲身后说着污言秽语的小屁孩，也从没有过吓斥。
而我自从懂事起，便俨然成了母亲的小守护神。
首先，因为我学习成绩优异，又少言寡语，深得老师爱戴，所以我的小学老师们对我母亲多了一份尊敬。
其次，当我跟在母亲身边时，若有那个女人嚼舌头，我会用仇视的眼神一言不发地盯住她，村里的女人们说：“xx家的三闺女可不是个善茬。”如果母亲身后有小屁孩在谩骂，我则会扭身去追打。曾经因为我打人，而无数次遭到我所打的那几个小孩子母亲们的谩骂，当大人们骂我时，我从没还过口，只是默默地走开了事，她们都骂我不是个好东西。
母亲面对只怕别人家里事少的村民们时，是怯懦的。每当姐哥们在外稍惹事端，只要有人找到家里，母亲从不问缘由，便立即对姐哥大打出手。母亲对我，却从没因小朋友们找到家里而动过我分毫。
然而，这次出逃回来后，母亲没再逼我去上学，但却在我面前太多次地进行自我伤害：当我正端碗吃饭时，母亲会突然“哇”的一声惨叫，吓的我浑身战栗 ；每个夜里正当我熟睡之际，会突然地被母亲凄厉的嚎啕声，激烈的打脸声惊醒……
记得过羊里年（元旦）的前两天，我病了。
这次生病，病的很严重，把母亲吓坏了。
我病中的情况，是后来，从母亲跟别人的讲述中，从姐哥对我的调侃中了解到的。
那天早晨，二姐喊我起床，可我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母亲心里好像也有不好的预感，急忙跑到炕前，用手摸我的额头，再摸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烫的像火炭，已烧的没了意识。母亲用湿毛巾给我不停地擦额头腋窝，还给我灌了水和药，又让二哥给小灰驴套上鞍，然后用被子把我裹好，放在小灰驴背上，牵着小灰驴送我到公社医院。
舅舅看过后，跟我母亲说：“没事，应该是重感冒，我给她打一针，买点药回去吃吧。”
母亲又牵着小灰驴又驮我回家，母亲说：“在回家的路上，我在驴背上手舞足蹈，又说又唱，好几次差点从驴背上摔下来，幸亏小灰驴温驯、通人性，让它停它就停，让它走它就走。”
晚上，我的病情出现了让姐哥至今都在调侃的怪现象――我一会大喊大叫，一会儿说被子里有条蛇，一会儿说肚子里有只老鼠，一会儿又说梁上有只猫……就这样折腾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母亲喂我吃过药后就睡着了。母亲趁我睡觉的空档，拿上香，跑去供俸山神爷的地方去求药方，供奉山神爷的师婆说，我被猫精缠身，要想办法把我身上的猫精打出来才行。
待母亲回来时，看我指东画西，一会猫，一会狗的大喊大叫，就拿起络子（有大网口，用来套锅碗的网兜）一下下狠抽我的背、我的腿，口中还念念有词。听妹妹说，那是娘在为我驱逐猫精，我的脊背和我的小腿被母亲抽出了一条条的血痕，但我并不知道疼。
就这样折腾了一天，到晚上10点多，我和家里人都睡下了。当天快亮时，母亲醒来，看我呼吸急促，浑身滚烫，下坏了，急忙喊醒二姐，给小灰驴套上鞍，把我裹好放在驴背，又送往公社医院。
舅舅一量体温，41℃，他急忙把我抱进透视室做透视。随后安排我住了院，并迅速开药，让护士给我输上了吊瓶。
这天是元旦，元旦的早晨，别人家都喜气洋洋放鞭炮，吃饺子，而母亲则在送我到医院的路上，而二哥、二姐和妹妹也因我生病而多了几许愁绪，少了节日的快乐。
这次生病，在医院住了有二十多天，才出院。出院后在家里还连续打了很久的针，以至我身体好转后，竟好长时间不能正常走路。
生命有多种呈现形式：精彩的，暗淡的，顺坦的，曲折的，富贵荣华的，贫寒低微的…… 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终归都在为遵循人的本质欲望――希望自己生活更美好、活的有面子，而孜孜以求。
这次生病，让我暂时摆脱了被逼着去上学的烦恼和痛苦。母亲则把整个心思都转移到照顾我的身体康复上，这也让母亲从因我逃学而深感绝望的悲凄中解脱出来。
我生病这两个多月，是我升入初中以来感觉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每日打针吃药！
等我身体彻底恢复，不需再打针吃药后，已是来年的春耕季节。我时常跟随母亲去地里干活，路上总有大人们问我：“三英，干活好，还是上学好呀？”我则一声不吭，以示讨厌。其实我心里是很想说干活好的。
在母亲的心里始终认为，像我们这种贫寒又软弱的家庭，孩子们唯有读书才可以改变命运，所以，母亲并没有放弃让我继续读书的念头。
待到收割完小麦，过罢端午节，母亲就开始跟我商量，让我重新参加1983年的小考，我答应了。
开学那天，在1983年的入学榜上，我以普班第一名的成绩再次踏入xx公社中学的大门。
我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在我再次入学十多天后，听原来班里的同学说：“今每寒假开学时，崔老师没来学校，班主任换成了刘振明，听春平说，崔老师在寒假期间得急病死了。”说真的，当时听说这事，13岁的我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只是现在，在我记述过往的回忆里，却是深切地悲怜人生的无常，生命的脆弱。
再次升入初中后，因为我疯狂的逃学经历，声名早就远播校园内外，数学老师还因此给我起了个绰号叫“xx客”。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再逃学，但也没有用心学习。
我因为从上课睡到下课――上课睡觉，下课后没有跑出去玩，接着爬在课桌上睡，狠狠地吃过老师三教鞭，现在还能感受到火辣辣的痛。
因为早晨偷懒，没有去跑早操，被高大强壮的体育老师一把揪住衣领举向头顶，作势下摔状，现在还能感受到被举起时小心脏的狂跳。
因为不交作业，被各科老师轮凡询问，做思想工作。老师们因此常常摇头说：“唉，那个三英，一个聪明的脑袋，将变成废物。”
初三时，县剧团到我的学校去招人，我很想报名，班主任任老师却百般阻拦，因我顶嘴，还打了我两耳光。（在我考上大学后，一次路遇任老师，任老师还说：“三英，如果不是我，你也不可能有今天啊。”我说：“是，是，谢谢任老师。”然后想，老师责罚过的学生，在他们心里是有印象的，甚至是印象深刻的吧。）
……
除了难忘与老师间的不愉快，当然也难忘与朋友间的很多愉快、有趣、好玩的事情。
夏天的夜里，跳蚤肆虐，为了防止跳蚤的叮咬，我和我的邻铺小红别出心裁，找来恰好两人铺位大小的雨单，铺在身下，听那嘣嘣嘣、嘣嘣嘣――跳蚤在雨单上跳跃的声音，我们俩四只手不停地啪啪啪、啪啪啪的拍打，早晨醒来，没拍死一只跳蚤，身上的红圈圈也没见少。
课堂上，老师在讲台上根号下得零，在床前明月光，在西当扑里死，而同桌小云要么在给我绘声绘色地讲电视剧《莫妮卡》、《血疑》，要么一支铅笔，在本子上几下勾勒，说：“看，xx在发飙”，“xx在吃屎”……老师的粉笔头砸在小云的额头、脸颊、手上、胸前和胳膊上，砸在我的额头、脸颊、手臂胸前。
下午活动时间，与建红、彩云偷偷溜出校门，去校圈后的山坡上摘酸枣、核桃和软柿，偷吃人家地里的黄瓜、西红柿，嬉闹玩耍。
夏天的中午，常常用别针制成钓鱼钩，与余帝、旭东跑到土池去钓鱼。
人生中，有些事是老天的安排，不可违拗；而有些事却是人为。不管是上帝的杰作，还是人为的苦果，发生在某人身上，那都叫命运。
那漫长而匆匆的初中三年，我和大多数的农家子弟一样，没有用心学习，也没有干太出格的、违反校规校纪的事情，没有无忧无虑，也曾为考试成绩担忧，为老师的责罚感伤；没有忧心重重，也常常和朋友们到山上摘杏够桃、河边捉螃蟹垂钓、宿舍里唱歌跳舞、教室里操场上开心嬉戏玩耍。
终于，时间慢腾腾而又飞速地来1986年7月，我16岁多点，我以261分的中考成绩初中毕了业；我以逃学劫难为代价换取了一张并没让母亲高兴的初中毕业证。
现在我以五十岁年龄的淡漠和热情，去拾掇三十多年前的过往，这心情和感觉便少了太多的况味，悲也不太悲，喜也不太喜了。
